在翻版映画看电影，有电影院的感觉。今晚放《秋刀魚の味》，在此之前，我未看过一部小津的电影，只知道小津那出名的镜头，只知道小津喜欢在哪里写剧本。我这个伪影迷。

《秋刀魚の味》轻缓有致，诚恳谦卑。老来无伴，女儿出嫁，主题其实清晰简练。但是，主线之外，可以看出战后日本社会变化的许多层面：冒烟的工厂烟囱、美国文化对日本的冲击、丈夫与妻子关系的变化、军人战后的平稳生活、民众对日本战败的看法，等等。我没想到层次如此丰富，但却都是轻轻掠过。

一个运动的镜头都没发现，而对话时又给了那么多特写，但人物表情却分明没有太大变化。哦，当然，镜头都给得极为谦逊，如果镜头中有人，基本都是极低的摄影角度，就像他们见人时总要鞠躬，大概看待他人也是一个仰视或至多平视的角度。

场景的安排大致只有三类：严谨的会社、逼仄的家以及男人们聚会的料理店，其中似乎家和料理店这两个场景出现得最多，在家和料理店的场面转换之间，总会间夹着轻快的音乐，大抵平衡了两个场所带出的不同情绪。

对天气的选取也令人玩味，电影中若有外景，大部分是阴天，但有两幕却见得到阳光，视野开阔，颇为饱满：一幕为道子与三浦在等列车，二人互有好感，又各自心有所思；另一幕则为平山老人决定为女儿道子提亲，步行至友人家中。

放映往事：被电影改变的日子

电影结束了，窄小的放映室回归漆黑，空气中仍弥漫着电影渗出的伤感气息，微弱的掌声不知道从哪里传出，而后便持久地充斥了整间放映室，这掌声让放映者王孟圆感到喜悦。其实这天晚上放映费穆的《小城之春》的决定，在王孟圆看来是冒险的，尽管他热爱这部摄于1948年的黑白老电影，但也担心会引来观众的冷淡反应，好在电影一结束他便知道，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是深大02届毕业生王孟圆关于“翻版映画”的往事，十年以后，回忆起这一切，他认为放映电影的那些日子改变了他。1999，深大94届毕业生、著名文化人欧宁在广深两地创办电影团体缘影会，放映独立电影和西方艺术电影，定期进行关于电影文化的研讨、交流和刊物出版。长久以来，电影资源都对大众屏蔽，许多国外电影的片源只能在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国电影资料馆之类场所才可见到，供专业人员学习研究，在早期VCD年代，坊间流传的盗版碟还开始没有泛滥时，类似缘影会的观影俱乐部在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等各大城市开始兴起，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热衷于放映西方艺术电影和国内的独立电影，并由此培养了大量艺术电影爱好者。

1998年，缘影会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的地下报告厅放映了《小武》，影评人王樽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说：“我去时电影已开始，确切地说放的是录像投影。小小的银幕上就见一个形容萎靡的小镇青年在街上荡来荡去，这就是电影江湖上名闻遐迩的《小武》。录像实在是粗糙，且时有断续，小小的报告厅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空调未开，燥热而憋闷。但那电影仍然令人惊讶和欣喜。”同样的，深大学生王孟圆和欧强（欧宁之弟）也在缘影会的放映中邂逅了众多西方艺术电影，看到了诸如《小武》之类的国内地下独立电影。他们在缘影会处借到部分电影的VCD，回校后这些珍贵的片源在宿舍海桐斋里迅速小规模传播。“当时连翻版碟也很少”，王孟圆说，“光是我们一点人看到这些电影太可惜，就很想找地方来放映。”恰好学校图书馆四楼（现机房别间）有着这样一间小放映室，顺利谈下场地后，“翻版映画”，这个名字略带自嘲的团体便成立了。关于荔园的电影传播，这是早期的记忆之一。

王孟圆与欧强两人开始操办起小册子，他们期待能推广非主流艺术影片，形成影磁场，低调地宣传，靠口耳相传维持着团体的小众。观影团体的小众并不是特意为之，除了放映场地窄小的现实原因外，喜爱这类电影的人也始终没有大规模地增加。“有时候整个晚上只有四、五个人，有时放映室也坐得满满的……那些印象是很美好的，刚进大学，那些电影质量非常好，开阔了我的眼界”。03届毕业生刘敬文回忆起当年观看这些电影，除了“观看《小武》时还有点偷偷摸摸”之类的观影情景，他依然记得某些电影的内容和细节，“看完有许多东西沉淀，而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反倒不记得了”。

2000年，那是网络方兴未艾的年代，《英雄》式的国产大片还未面世，影迷们所能接触到的更多元的电影的渠道有限。市面上翻版碟开始多起来，但要找到喜欢的，却仍不容易。“翻版映画”初期借来的碟很快便放映完了，为了继续放映，王孟圆开始了淘碟生涯。做了大量关于电影的功课后，他开始了对艺术电影的搜购。当时华强北的地摊、碟市鱼龙混杂，他在那里碰运气。“就跟钓鱼一样”，有时候淘一张碟就花了三、四个小时。

深圳的碟市淘完了，他开始往香港跑。在湾仔，香港著名影评家舒琪开了“壹角度”的书店，主要卖各类电影书和一些从台湾引进的西方艺术电影的原版VCD或盗版录像带，早期缘影会的片源大部分也从此搜购而得。王孟圆在此认识了店主舒琪，见到了许多电影书，参与同好们的电影讨论，购买“昂贵”的VCD。他甚至将自己带玩票性质拍摄的电影放映给舒琪看。

此前，随着在放映“翻版映画”时与电影的频繁接触，王孟圆由着兴趣又拍起电影，从观影活动成长为影像制造者，他在电影的放映中找到了热爱电影的理由。这部“ 青春追忆式”的影片在图书馆的放映室里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映”，“翻版映画”的常客很自然地喜欢这部“自己人”的电影，并向他表示祝贺。后来，在“壹角度 ”放映室里的放映，又使他获得专业电影人的鼓励，他知道他已经被这种艺术形式捉住了——影像的表达，可以媲美书写。

观影情境：不同团体的不同内涵

多年以后，本科是英语系的王孟圆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了。在导演系，他师从侯克明、田壮壮，学习拍电影，而考到北影原因是“翻版映画”的那些电影，让他“认清了人生的方向”。他已经有了六千多张影碟，与一群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在一起，寻找片源变得简单了，满大街的DVD触手可及，也失去了淘碟趣味。网络冲击着现实，学生们热衷于通过BT和P2P方式下载电影，在笔记本电脑或PSP上观看，满足然后遗忘。而在王孟圆的母校深大，为数不少的学生组织还在继续放映着电影。

每一周，学生团体“周末影院”和“汇影世纪”，都会分别在师院A103和学生活动中心的影视报告厅进行电影放映。“汇影世纪”还尝试了几次石头坞广场的露天放映，他们有时也跟影院合作，以较低的价格包下一个影场方便校内学生观看，而由于能去影院拷贝，宣传猛烈的新上映的影片也可以在校内看到。这是一场丰富娱乐的服务提供，同学们看着宣传海报，带着薯条，追踪着最热门的电影。

学生会信息部则会选择在重大的节庆日，类似“五一”、“十一”以及新年的时候在演会中心放映剧情丰富、符合大众口味的电影，不设门票，不限人数，不限年纪，不限身份。滞留在荔园里的人，从学生到老师，从饭堂阿姨到环卫工人都会去受到电影的吸引。银幕前的世界其实无分彼此，像在电影《天堂电影院》中，劳累一天的人们将影院坐得满满当当，全神贯注，为一句对白而一起发笑，为一个画面而一起伤感，让彼此的时间一起流淌。

对电影的喜好和执着同样体现在课室里。文学院的老师郑虹已经连续开了几个学期的世界艺术电影课，坚持观看同学由此得到了“电影启蒙”，甚至称之为“在深大最大的收获”。在连续的几个学期以评讲加放映电影的上课形式后，授课者开始更换方法，不再“讲解”，改为自愿形式的电影沙龙，任学生将影像作为理解的基点。

每个周五的晚上，教学楼A102教室是这些热爱着艺术片的同学的乐园，教室空旷，群体小众，但郑虹却为这些真正爱好电影并沉淀下来的“顽固分子”而感动。在通知预备放映的长达七个小时的电影《撒旦探戈》时，她对有课的同学的建议是为此临时“逃”一下课，“别错过这一难得的观影机会”。

在坚持这场艺术电影的传播中，她希望的是观影的同学“更多地去感受一些人文的东西，感受激情”且互相间能有更多的交流，遗憾的是，这样的“气场”尚未产生，氛围依然缺乏，学生们有着相同的爱好，但对彼此的交流讨论却表现冷淡，作为“顽固分子”之一的06级学生宋岸林对此的解释是，“现在的小孩都如此”。在她看来，大部分的学生都懒于表达与自己切身无关的想法，尽管如此，私下里，宋岸林也乐于向新认识的朋友介绍这样一个场所，并对郑老师赞赏有佳。观影者在成长，他们的感受逐日灵敏丰富。正如郑虹所说，“深邃的诗意的影像，是引领我们得以走向“别处”的通道之一，籍此弥补现实的不幸，能获得滋润，沉淀出安宁、平和、坚定、大度的动人气质。”

“地下党”集会：电影多元化的民间力量

“不管时代如何进步，不管下个十年DVD的介质如何升级，小范围的观影活动将来还会一直存在”，创办缘影会的欧宁在一次访谈里如此回答。同样的，导演贾樟柯也表示过，只要有一个讨论机制，民间观影组织也不会因为观影渠道多而失去吸引力。在主流的影院和影碟传播之外，互联网、盗版碟和民间观影团体一直是多元化的电影传播里不可缺少的力量。事实上，随着网络的兴起和盗版音像的蓬勃，许多民间观影团体已经不仅止步于普及西方经典艺术电影，而是更多地掺入电影文化资讯、圈子交流、国内的独立影像探索以及独立电影的制作。缘影会在成立几年后，也转向创作和制作，拍摄了实验纪录片《三元里》参加第50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随后发展成本地电影作者和录像艺术家的互助组织。尽管后来由于合法性问题，缘影会的存在空间越来越小，但越来越多类似的民间观影团体还是在不断出现。导演、制片人等角色从观众中产生，活跃了电影文化生态，也焕发了电影的另一种生命力。

执着纯粹地坚持着白日梦式的艺术影像的团体是少数，却不丢失；十年的“翻版映画”依然存在，却显艰难。王孟圆毕业后，获得片源从其他渠道也逐渐减少，从第二任负责人何健宁（此人毕业后赴香港浸会大学学习电影）到现在，人事变幻，图书馆的放映机早已损坏，别室另作他用，斗室中的观影变得奢侈，每周的固定放映只能变更着在各个教室进行。“就像游击战一样”，此刻负责放映的文学院06级学生曾泓说。她对申请教室的琐事感到疲惫，教室资源的紧张使得放映也变得难以为继。曾泓同她的先行者一样，一个人负责“翻版”的放映，“我现在大三，还能折腾到大四”，找到同样热爱电影的人做放映工作略显困难，但她似乎并不慌张。

网络影院的作用使电影在今天变得唾手可得，大量充满视觉奇观的电影雷同、“不及物”且难以铭记，赢得了资本却掏空了内涵。2008年五月，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做客荔园大讲堂时，指出大学生们对于流行电影的单一状态并不是无所作为，作为观众，反抗资本逻辑时便是懂得拒绝和支持。事实上，除了国外的艺术电影，对于某些国内独立制作的小成本电影，“翻版映画”也尽量寻找着片源。

郑虹和“翻版映画”们是在传播更为丰富、多元的景观，坚持着“作为影院艺术的电影必须在一个空间里看，才有一种梦境感”的放映。这些传播最初只是一次分享，一场聚会，观影的人趣味相投，陌生的也能变得心照不宣，电影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研二的陈椰仍记得准备考研时，翻累了书就到放映室里看一下电影的过往，观众里有人将观影称为“地下党集会”，网络上有着他们逐渐多起来的对于电影的讨论。

“它曾经带给大家一些东西，现在能看到电影的各种途径太方便，这个放映假如难以持续，也就顺其自然吧”，王孟圆在离放映往事很远的某个晚上这样说。如今的A102教室也结束了两年半的西方艺术电影的放映，尽管可能不再有这样的艺术电影课程，但郑虹仍是意味深长地在博客上道出可能的未来，“一旦进入这道门，凭藉你自己灵性的指引，所有的光影魅惑以及精神力量必会徐徐不断撞击而来。”客观条件或许越来越来越不适宜，文化的消费也越来越迅速，但观影作为既社会化又私人化的群体兴趣，依然有着自身的精神面貌，或许，这种兴趣的生命力，仍将使得这场传播持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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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完，材料来自一手、二手、三手、四手、千手观音，虽然放在这里没人看到，但还是烦请偶然看到的又发现错误的提醒一声。如果对某些人的描写失真，我感到抱歉。

我去睡觉了。事实上，我并不乐于写字的过程，或许是我还未入门。太拿捏了就写得慢，一个晚上就写一段，因为版面的关系又不能大力地用字，写到两千字才写了这篇稿子的第一部分…穷删了还是有一千。 报纸比杂志好的地方是，篇幅可以不那么长，但材料太多了就很痛苦。要考试了，我感到心凉，还有稿子没写完就更心凉了，眼见我党都已经开完了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我还是面对这堆材料没把稿子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