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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园里的电影传播
放映往事：被电影改变的日子 电影结束了，窄小的放映室回归漆黑，空气中仍弥漫着电影渗出的伤感气息，微弱的掌声不知道从哪里传出，而后便持久地充斥了整间放映室，这掌声让放映者王孟圆感到喜悦。其实这天晚上放映费穆的《小城之春》的决定，在王孟圆看来是冒险的，尽管他热爱这部摄于1948年的黑白老电影，但也担心会引来观众的冷淡反应，好在电影一结束他便知道，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是深大02届毕业生王孟圆关于“翻版映画”的往事，十年以后，回忆起这一切，他认为放映电影的那些日子改变了他。1999，深大94届毕业生、著名文化人欧宁在广深两地创办电影团体缘影会，放映独立电影和西方艺术电影，定期进行关于电影文化的研讨、交流和刊物出版。长久以来，电影资源都对大众屏蔽，许多国外电影的片源只能在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国电影资料馆之类场所才可见到，供专业人员学习研究，在早期VCD年代，坊间流传的盗版碟还开始没有泛滥时，类似缘影会的观影俱乐部在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等各大城市开始兴起，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热衷于放映西方艺术电影和国内的独立电影，并由此培养了大量艺术电影爱好者。 1998年，缘影会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的地下报告厅放映了《小武》，影评人王樽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说：“我去时电影已开始，确切地说放的是录像投影。小小的银幕上就见一个形容萎靡的小镇青年在街上荡来荡去，这就是电影江湖上名闻遐迩的《小武》。录像实在是粗糙，且时有断续，小小的报告厅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空调未开，燥热而憋闷。但那电影仍然令人惊讶和欣喜。”同样的，深大学生王孟圆和欧强（欧宁之弟）也在缘影会的放映中邂逅了众多西方艺术电影，看到了诸如《小武》之类的国内地下独立电影。他们在缘影会处借到部分电影的VCD，回校后这些珍贵的片源在宿舍海桐斋里迅速小规模传播。“当时连翻版碟也很少”，王孟圆说，“光是我们一点人看到这些电影太可惜，就很想找地方来放映。”恰好学校图书馆四楼（现机房别间）有着这样一间小放映室，顺利谈下场地后，“翻版映画”，这个名字略带自嘲的团体便成立了。关于荔园的电影传播，这是早期的记忆之一。 王孟圆与欧强两人开始操办起小册子，他们期待能推广非主流艺术影片，形成影磁场，低调地宣传，靠口耳相传维持着团体的小众。观影团体的小众并不是特意为之，除了放映场地窄小的现实原因外，喜爱这类电影的人也始终没有大规模地增加。“有时候整个晚上只有四、五个人，有时放映室也坐得满满的……那些印象是很美好的，刚进大学，那些电影质量非常好，开阔了我的眼界”。03届毕业生刘敬文回忆起当年观看这些电影，除了“观看《小武》时还有点偷偷摸摸”之类的观影情景，他依然记得某些电影的内容和细节，“看完有许多东西沉淀，而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反倒不记得了”。 2000年，那是网络方兴未艾的年代，《英雄》式的国产大片还未面世，影迷们所能接触到的更多元的电影的渠道有限。市面上翻版碟开始多起来，但要找到喜欢的，却仍不容易。“翻版映画”初期借来的碟很快便放映完了，为了继续放映，王孟圆开始了淘碟生涯。做了大量关于电影的功课后，他开始了对艺术电影的搜购。当时华强北的地摊、碟市鱼龙混杂，他在那里碰运气。“就跟钓鱼一样”，有时候淘一张碟就花了三、四个小时。 深圳的碟市淘完了，他开始往香港跑。在湾仔，香港著名影评家舒琪开了“壹角度”的书店，主要卖各类电影书和一些从台湾引进的西方艺术电影的原版VCD或盗版录像带，早期缘影会的片源大部分也从此搜购而得。王孟圆在此认识了店主舒琪，见到了许多电影书，参与同好们的电影讨论，购买“昂贵”的VCD。他甚至将自己带玩票性质拍摄的电影放映给舒琪看。 此前，随着在放映“翻版映画”时与电影的频繁接触，王孟圆由着兴趣又拍起电影，从观影活动成长为影像制造者，他在电影的放映中找到了热爱电影的理由。这部“ 青春追忆式”的影片在图书馆的放映室里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映”，“翻版映画”的常客很自然地喜欢这部“自己人”的电影，并向他表示祝贺。后来，在“壹角度 ”放映室里的放映，又使他获得专业电影人的鼓励，他知道他已经被这种艺术形式捉住了——影像的表达，可以媲美书写。 观影情境：不同团体的不同内涵 多年以后，本科是英语系的王孟圆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了。在导演系，他师从侯克明、田壮壮，学习拍电影，而考到北影原因是“翻版映画”的那些电影，让他“认清了人生的方向”。他已经有了六千多张影碟，与一群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在一起，寻找片源变得简单了，满大街的DVD触手可及，也失去了淘碟趣味。网络冲击着现实，学生们热衷于通过BT和P2P方式下载电影，在笔记本电脑或PSP上观看，满足然后遗忘。而在王孟圆的母校深大，为数不少的学生组织还在继续放映着电影。 每一周，学生团体“周末影院”和“汇影世纪”，都会分别在师院A103和学生活动中心的影视报告厅进行电影放映。“汇影世纪”还尝试了几次石头坞广场的露天放映，他们有时也跟影院合作，以较低的价格包下一个影场方便校内学生观看，而由于能去影院拷贝，宣传猛烈的新上映的影片也可以在校内看到。这是一场丰富娱乐的服务提供，同学们看着宣传海报，带着薯条，追踪着最热门的电影。 学生会信息部则会选择在重大的节庆日，类似“五一”、“十一”以及新年的时候在演会中心放映剧情丰富、符合大众口味的电影，不设门票，不限人数，不限年纪，不限身份。滞留在荔园里的人，从学生到老师，从饭堂阿姨到环卫工人都会去受到电影的吸引。银幕前的世界其实无分彼此，像在电影《天堂电影院》中，劳累一天的人们将影院坐得满满当当，全神贯注，为一句对白而一起发笑，为一个画面而一起伤感，让彼此的时间一起流淌。 对电影的喜好和执着同样体现在课室里。文学院的老师郑虹已经连续开了几个学期的世界艺术电影课，坚持观看同学由此得到了“电影启蒙”，甚至称之为“在深大最大的收获”。在连续的几个学期以评讲加放映电影的上课形式后，授课者开始更换方法，不再“讲解”，改为自愿形式的电影沙龙，任学生将影像作为理解的基点。 每个周五的晚上，教学楼A102教室是这些热爱着艺术片的同学的乐园，教室空旷，群体小众，但郑虹却为这些真正爱好电影并沉淀下来的“顽固分子”而感动。在通知预备放映的长达七个小时的电影《撒旦探戈》时，她对有课的同学的建议是为此临时“逃”一下课，“别错过这一难得的观影机会”。 在坚持这场艺术电影的传播中，她希望的是观影的同学“更多地去感受一些人文的东西，感受激情”且互相间能有更多的交流，遗憾的是，这样的“气场”尚未产生，氛围依然缺乏，学生们有着相同的爱好，但对彼此的交流讨论却表现冷淡，作为“顽固分子”之一的06级学生宋岸林对此的解释是，“现在的小孩都如此”。在她看来，大部分的学生都懒于表达与自己切身无关的想法，尽管如此，私下里，宋岸林也乐于向新认识的朋友介绍这样一个场所，并对郑老师赞赏有佳。观影者在成长，他们的感受逐日灵敏丰富。正如郑虹所说，“深邃的诗意的影像，是引领我们得以走向“别处”的通道之一，籍此弥补现实的不幸，能获得滋润，沉淀出安宁、平和、坚定、大度的动人气质。” “地下党”集会：电影多元化的民间力量 “不管时代如何进步，不管下个十年DVD的介质如何升级，小范围的观影活动将来还会一直存在”，创办缘影会的欧宁在一次访谈里如此回答。同样的，导演贾樟柯也表示过，只要有一个讨论机制，民间观影组织也不会因为观影渠道多而失去吸引力。在主流的影院和影碟传播之外，互联网、盗版碟和民间观影团体一直是多元化的电影传播里不可缺少的力量。事实上，随着网络的兴起和盗版音像的蓬勃，许多民间观影团体已经不仅止步于普及西方经典艺术电影，而是更多地掺入电影文化资讯、圈子交流、国内的独立影像探索以及独立电影的制作。缘影会在成立几年后，也转向创作和制作，拍摄了实验纪录片《三元里》参加第50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随后发展成本地电影作者和录像艺术家的互助组织。尽管后来由于合法性问题，缘影会的存在空间越来越小，但越来越多类似的民间观影团体还是在不断出现。导演、制片人等角色从观众中产生，活跃了电影文化生态，也焕发了电影的另一种生命力。 执着纯粹地坚持着白日梦式的艺术影像的团体是少数，却不丢失；十年的“翻版映画”依然存在，却显艰难。王孟圆毕业后，获得片源从其他渠道也逐渐减少，从第二任负责人何健宁（此人毕业后赴香港浸会大学学习电影）到现在，人事变幻，图书馆的放映机早已损坏，别室另作他用，斗室中的观影变得奢侈，每周的固定放映只能变更着在各个教室进行。“就像游击战一样”，此刻负责放映的文学院06级学生曾泓说。她对申请教室的琐事感到疲惫，教室资源的紧张使得放映也变得难以为继。曾泓同她的先行者一样，一个人负责“翻版”的放映，“我现在大三，还能折腾到大四”，找到同样热爱电影的人做放映工作略显困难，但她似乎并不慌张。 网络影院的作用使电影在今天变得唾手可得，大量充满视觉奇观的电影雷同、“不及物”且难以铭记，赢得了资本却掏空了内涵。2008年五月，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做客荔园大讲堂时，指出大学生们对于流行电影的单一状态并不是无所作为，作为观众，反抗资本逻辑时便是懂得拒绝和支持。事实上，除了国外的艺术电影，对于某些国内独立制作的小成本电影，“翻版映画”也尽量寻找着片源。 郑虹和“翻版映画”们是在传播更为丰富、多元的景观，坚持着“作为影院艺术的电影必须在一个空间里看，才有一种梦境感”的放映。这些传播最初只是一次分享，一场聚会，观影的人趣味相投，陌生的也能变得心照不宣，电影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研二的陈椰仍记得准备考研时，翻累了书就到放映室里看一下电影的过往，观众里有人将观影称为“地下党集会”，网络上有着他们逐渐多起来的对于电影的讨论。 “它曾经带给大家一些东西，现在能看到电影的各种途径太方便，这个放映假如难以持续，也就顺其自然吧”，王孟圆在离放映往事很远的某个晚上这样说。如今的A102教室也结束了两年半的西方艺术电影的放映，尽管可能不再有这样的艺术电影课程，但郑虹仍是意味深长地在博客上道出可能的未来，“一旦进入这道门，凭藉你自己灵性的指引，所有的光影魅惑以及精神力量必会徐徐不断撞击而来。”客观条件或许越来越来越不适宜，文化的消费也越来越迅速，但观影作为既社会化又私人化的群体兴趣，依然有着自身的精神面貌，或许，这种兴趣的生命力，仍将使得这场传播持久不息。 ===== 更改完，材料来自一手、二手、三手、四手、千手观音，虽然放在这里没人看到，但还是烦请偶然看到的又发现错误的提醒一声。如果对某些人的描写失真，我感到抱歉。
写不完
我去睡觉了。事实上，我并不乐于写字的过程，或许是我还未入门。太拿捏了就写得慢，一个晚上就写一段，因为版面的关系又不能大力地用字，写到两千字才写了这篇稿子的第一部分…穷删了还是有一千。 报纸比杂志好的地方是，篇幅可以不那么长，但材料太多了就很痛苦。要考试了，我感到心凉，还有稿子没写完就更心凉了，眼见我党都已经开完了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我还是面对这堆材料没把稿子写完。
2008年的十二部电影
2008年末，不想再看电影，以贝拉·塔尔极端恐怖的长达七个小时的《撒旦探戈》收官，足够我不停反刍和厌恶屏幕了。以前我总降低姿态，蔑视文艺，但是我忽然觉得，文艺到底又何妨，所以小谷穗很坦然地说自己文艺说得挺好，当然我是文艺不起来了，我仍在看好莱坞并且觉得挺好。翻一下豆瓣的记录，tag了2008的居然还有53部，当然有几部是日剧，平均下来也接近一个星期一部了，我在干吗？ 奥斯卡季前将几部电影看完，等着《血色将至》的好消息，这部史诗式的美国梦魇至今还能让人感受到黑色沉抑，丹尼尔燃烧起来的石油和癫狂的神父，跟石油一样黑，跟石油一样稠，酣畅淋漓。当然结果是《老无所依》，没办法，只能补偿式地再看一次《血色将至》。 2008年杜琪峰同志又奉上了两部迷人的……小品。真正的铁三角下的《神探》，割下了自己的耳朵，让迷杜的人看完不停地算算算，谁捡了谁的枪，谁又捡了谁的枪。我算不出来，绕晕了，只能想，毕竟自己不纯粹，心中的鬼太多，让陈佳彬来瞧一瞧的话，我心中的鬼怕会吓他一跳。《文雀》很遗憾看的又是阉割版，据说一段极为精彩的偷扒细节没有见到，事后心气不顺，好在整部片子多了老杜不常有的暧昧至极的暧昧，有人说《文雀》是杜琪峰写给香港的一封情书，怕也是如此了。 印象深刻还有三部略带邪气的电影：《金刚不坏》、《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和《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金刚不坏》的昆汀绝对是最对胃口的，那么低俗，那么残暴，坏透骨的对白，酷到底的配乐，那些音乐是天生为昆汀的电影而生还是昆汀天生就得把它们跟影像揉卷在一起？最最最酷的，是变态杂技人死麦克驾着那辆炫到极点的特技车，以200公里的时速撞向坐着四个活生生的妙龄女郎的汽车，除了昆汀，谁会拍出这样的场面，谁会那样连续四遍地刻画美女们的撞车镜头：好端端的躯体身首异处；血血血；手啊，八只手；脚啊，八只脚；头啊，扁了飞了散了转了爆了，剩下一只还没粉碎的眼球一动不动地看着你…… 《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这部捷克电影让人越看越好笑，也越看越辛酸，我tag了喜剧片是不严肃的，但我什么时候严肃过，我喜欢里面的镜子，在姑娘的肚皮洒满鲜花，还有漫天高抛的钱币，说不尽的二战和穷不尽的视角。 《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一个场景，全部的对白，又不是老徐的《梦想照进现实》，我觉得这就是讲故事的方法。听到一件似乎合乎逻辑的荒诞的事，是我从小就喜欢的，我总是很开心在我还很容易地相信这个世界是未知时看到了蒲松龄和卫斯理的故事，相信这些总没有坏处，有人相信星座，有人相信天堂，我就宁愿相信世界和自然从来都是不怀好意的。 当然还有我不想说的《天堂电影院》。2008年秋天的时候，跟着小谷穗，我开始关心起荔园里放电影的小团体。放电影不是件多难的技术话，学校里有的是投影屏，那是老师们怠慢讲课，抹杀叙述艺术的帮凶，一整节课的PPT，满个屏幕的字，照着字宣读，牵着众人的鼻子讲课，哼。放电影的那么多，有意思的那么少，天堂电影院娱乐了民众，也成长了小多多；通过采访，我最终了解到的是荔园里小小的团体“翻版映画”，也是一种缘分，即便我没有看过任何一次“翻版”所放的电影。我着迷的是在看电影这件事还不像今天这样简单地BT和EMULE加上人手一部的电脑、MP4、PSP就能完成的时候，有些人能给接触不到电影的人放些翻版的VCD，小众的艺术片。通过在学校的放映电影，创办“翻版”的人能够开始自己拍电影、千辛万苦地淘碟、舍弃本科的专业去学电影，找到自己所喜欢的事情，这样的事多么难得。 还有让我爱上英国英语的《两杆大烟枪》、《偷蒙拐抢》和《猜火车》，其实以前看过的《发条橙》、《僵尸肖恩》、《超市夜未眠》等已经让人觉得英国口音的迷人了，但这三部电影不一样：《两杆大烟枪》里四个混混的伦敦英文口音、《头蒙拐骗》的皮特的吉普赛英文口音、《猜火车》里伊万的苏格兰英文口音，真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当然，这些电影也是好电影。 还有这一年里最后看的两部漫长的电影。《美国往事》有着众人传颂的忧伤，看过那么多的黑帮片，总有让人意犹未尽的故事。四个半小时的片长让我一直不敢往下看，我看完感到老时光的不再来，又叹了口长长的气，谁料到，转眼我又面临一部七个小时的电影，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不知道电影名，我就进了小谷穗说的小放映厅。 一个镜头要十分钟，风吹草动随它去，我自管我的画面。看电影的人啊，没有情节看剪辑，没有剪辑看构图，看完构图看光影，看完光影看景深，看完景深看景框，看完景框看区域空间、看完区域空间看角度、看完角度看距离关系，终于没得看了，我怕我将从中看出意识形态，于是反过来看控制镜头摄影师到底在干吗，才赫然发现原来摄影机是运动的，惊喜自己的发现三分钟后，发现画面里地还是那块地，风还是那阵风，狗还是那条狗，人还是一动不动，转过头去看到小谷穗也一动不动地凝神观看，我想说的是动一下好吗？ “电影是影院艺术，观影条件的不同造成它某种意义上和本质的区别，等你有机会看大荧幕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感受。”采访戴锦华老师的时候她大概这样说了，《撒旦探戈》让我发现了生活里真正的漫长。看电影的时候让我想起高一上课时我读着《百年孤独》的光景，它们这么相像。 最后，像这场电影，漫长的2008年，似乎已经结束了。
戴锦华采访——喜欢中国电影，就应该为它做点事
书架上有本《镜与世俗神话》，是少数从家中带来的书，电影之复杂便是这本影片精析的书带给我的，后来戴锦华老师过来学校做讲座，感谢汝茵安排，有幸做了个关于她的采访，事先准备的问题大都完成，整理完我的M600i里的录音之后我决定以后一定要少用录音，一仗着有录音放在那里我便无比拖延。 戴老师很个子高，据说上学时是班里最高的，说起话迅速，思路特别清晰，汝茵做的讲座策划里是这样说的：“她恐怕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每次上课教室里总是人满为患。她恐怕是北大最有个性的女老师之一，从不用讲稿和PPT，总是指间夹着香烟，在课间回答同学们五花八门的提问。她坚定地主张反省和检讨中国的现代性及现代性话语的扩张过程。她说自己处在中心的边缘、边缘的中心；她说既然生在这个时代，就不要惧怕陷落，只要在陷落的地方站起，继续前进——她，就是独一无二的戴锦华。”那天晚上讲的“中国电影新格局”讲了两个多小时，没有讲稿也没有PPT，这老师要是都能这么讲就好了。 今天早上孔庆东也过来开讲座，一看天色不好，我也就懒得出去了，躲在宿舍看心理学，我要知道，我拖拉成性到底是因为什么。 为什么您开始会选择电影？ 戴：这个非常偶然。我当时选择工作时想教书，但是国家当时是分配制度，所以没得选，就去了电影学院，但是后来发现是很大的运气，在看到了很多好的电影之后，也就真爱上了电影。在这之前，我喜欢很多的文学样式，但就是不喜欢电影，因为我觉得电影很俗，但是后来接触到真正好的电影，才发现好的电影和任何优秀的艺术成果一样，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的精神处境。 你也说您本来想教书，现在您也在北大为学生讲课，那您是怎样看待自己这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的角色？ 戴：坦率地说，我一向坚持认为教书是要全力以赴做的，但我并不认为老师真能育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在社会成长的，尤其到了大学，到研究生阶段，其实就是你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是你自我教育的过程，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首先应跟同学在某种平等的层面上，做好自己，做一个可能更有力量的人，让他们看到某些东西，与他们分享某种经验。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分享和思考，当然传授知识也重要，可是我觉得互联网时代，知识的面貌已经被改变了，以前是我知你不知，我就是先生，但现在是你知我也知，甚至是我不知，所以可能有区别的地方就是，我做了哪些思考，我有哪些生命的经验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是担不起那样一个（传道授业解惑）先生的角色，我只能尽力做好一个思考者式老师，一个努力跟大家分享知识的更好的老师。 其实像讲课，包括你的讲座，算是一种文化传播，你怎样看待你在这个文化的传播中扮演的角色？ 戴：我其实觉得，我就是把自己思考的东西与大家分享，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一个多种多样的声音。我希望能发出我自己的声音，希望能和主流声音有所区别。 电影和电视剧在各个意义上有什么区别？ 戴：电影是影院艺术，观影条件的不同造成它某种意义上和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说盗版DVD，一方面功不可没，它普及了电影文化，给我们看到多元的东西，但另一个方面，他造成一种错觉，你以为你看过DVD你就看过电影了，其实你没有看过，等你有机会看大荧幕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感受。然而现在张艺谋这批大片的问题就是让我们以为电影就是这样的大制作大奇观。其实不是，就是在影院中你跟许多人坐在一起看影片的那种状态和大荧幕上那种视听效应的互动关系，你只有在影院中才能体会到。再好的家庭影院也不能让你获得这种效果，所以基耶斯洛夫斯基说，在电影中表达一次的东西在电视剧中要表达三次。因为在看电视剧是你是一个日常生活状态，你是一个不停被打扰的状态，电影院则不是，那个连续的观影效果时的你接受信息的状态完全不同。 很多大学生都喜欢看电影，但大都是看完就忘了，您给我们的讲座能带给我们、改变我们看电影的一些方式吗？ 戴：我是觉得电影本来是个一次过的东西，大家都是看完就过了，可是它对你的影响其实是不会过去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两件特别简单的事情，一件是你看到的未必是你真正看到的，另外一件是我们能用一个更为批判思考的眼光去看电影，这样呢，就是说，是我们在看电影，不是电影在看我们，就是怎么找到我们的主体位置。 其实国内国外有好多电影，但现在大众追求的都比较单一，比如说都看周星驰，你是怎样看这个现象？ 戴：这样说吧，我觉得如果一个社会，大家都只看一种电影，问题也不小，比如你说的都看周星驰电影，只欣赏无厘头。因为周星驰在他的年代是一种反抗的姿态，但现在是呼应了全球这种无所作为、玩世不恭的状态，就是“so what”，“那又怎么样”，变成整个社会似乎都消极面对这个世界。 那您研究了这么久的电影，电影还能带给您新鲜的冲击吗？在《镜与世俗神话》里你说很多电影都是你上课时看了很多次，分析了很多次，那么看了那么多次，还有新的感觉吗？ 戴：不是所有电影都值得看那么久。我也看玩笑说，我这是反电影的电影研究法，因为电影就是一次过的东西。但是我工作不一样，我是要把它拆开说，在电影院里，它震撼我们的是什么，感动我们的是什么。返回来去追述说它的怎么实现的，这背后的思考是什么。所以我还是有太多的好电影是值得隔一段时间再重看的，有些不同的感受。还是确实有许多电影像经典的著作，对我说还有一种经典是你20岁看、30岁看、40岁看都有不同的感受，当你整个思考认识一样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你当时不一样的、或者说不明白的东西。 那一开始是怎样进入这个从感性的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这样一种阶段？ 戴：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法，一部电影你很喜欢，过一段时间再看，你不要抱着电影看一眼就完了的态度，因为早在60年代时电影已经和取得和其它艺术平起平坐的这样一种位置。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方法，一部电影感动了你，你再去看。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大量地看，看到一定数量时，你就有一个不一样的观看与接受电影的状态。这时候你反过来再看，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筛选机制了，你看过以后。其实坦率地说还是垃圾多，从垃圾中你淘宝。 不同的电影对你展示的不只是电影，你真的更多的了解社会、生命。 那您现在怎么筛选，是边看边选还是通过什么渠道呢？ 戴：这在我是一个变化，过去我是大量地看，都吞进去吐出来。现在呢，我比较倾向通过口碑，通过检索一些资料，从中作初步筛选，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自己筛选。今晚我也想讲，有那样一些电影，他们不光制作成本高，而且宣传广告也多，所以你最后其实是被广告吸引。你觉得不看你就错过了什么，但其实你可能什么也没有错过。有很多许多很好的电影，它可能没有这种方式去投广告，于是你不知道你错过了。我两次做电影节的评委两次我都给了我处女作，这次在科隆做评委，也是给了处女作作品，拍得非常好，好到你不敢相信，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是完美的，在艺术上，思想上，在对世界这种很独特的角度上，像这种东西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到，但又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去寻求更多的这样一种传播渠道，而不是受到铺天盖地的广告的影响。 那我们怎么改变这种单一现象。 戴：我是觉得我们不是那么有力量。管理层是一个大问题，电影人是一个问题，但我们也能做一些东西。像我们知道有些内容肯定是垃圾，那我们就应该去抵制。而有些东西我们可以选择去支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普遍的共识，我觉得我们也不是那么没力量。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支持这些比较有新意的比较有趣的的东西、年轻人的作品，能够与大家见面。尤其是我觉得像现在高校有这么多社团、俱乐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其实现在世界的电影最大的观众群体就是青少年，这是最有力量、最有发言权的群体。 您是怎样看待中国电影和好莱坞电影的？ 戴：好莱坞是全球强势，支持好莱坞的不只是好莱坞电影工业，还是美国帝国。在艺术上，我不会很高的评价好莱坞，因为它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商品生产套路。我觉得，艺术它应该是有一个原创的、独特的、评判的功能，应该是打开我们的视野，而不是一味地让我们满足沉迷在现有的状态之中。那中国电影，其实正在经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契机，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捉住这个契机，能不能够真正把它变成一个机会，这个是我们所有人的事情，不是电影人的事。 中国电影，许多内容上很敏感的东西都受到打压，你觉得中国电影在这方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戴：中国电影在这方面的问题是人尽皆知，无需去讨论，中国电影无疑在等待着一个更健全的好的管理、生产机制，包括是否应该有更健全的电影审查法律，这些我是觉得是大家应该共同去努力的。 那你觉得像美国、香港这种电影分级制度是否适合中国。 戴：一说到这个问题我就特别矛盾，因为我根本不喜欢电影审查、分级这个东西，我认为审查行为是一种文化暴力，它其实不外乎是把一种暴力的管制技术官僚化。 但是另一个方面，如果处于某种荒诞的，一种无迹可寻的状态时候，那么某种电影审查制度也是一种进步吧。 但假如不审查的话，电影中会不会确实有些内容对观众有不好的影响。 戴：这要分两个层面来说，一个层面上，我觉得谁也没有权利判断说什么东西是把人带坏，从严格意义上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人带坏。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暴力色情的电影，那么有问题的是这个时代。如果大家都去看暴力色情的电影，那么这个社会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站在这个高度说，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对青少年不好、对大学生不好，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暴力。 从另一个层面说，今天整个社会这个大众文化工业确实有问题。它把暴力色情慢慢形成一个商业化的卖点。谁不都会希望暴力施加在自己身上，但是你怎么会这么热衷去观赏暴力的情景，这本身是今天要追问的一个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荒诞的说法，我们说这个东西是不健康的，要通过审查来控制，我觉得即使审查制度制约了这种现象也是治标不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