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经济观察报

又是一个类似的夜晚,离开学校的前夜总是重复演绎着平静,和无眠。

想起去年十二月七日夜晚的上海,气温零度,寒冷且干燥,我没有一丝暖意。在许昌路和周家嘴路的交叉口,路面宽阔,车辆稀少。我惴惴不安地跑进一间狭小的便利店购买食物:不用放在冰箱里也冰冷的众多饮料里,找不到没有深圳到处可见的维他奶;僵硬的面包肤色陈旧,让我不停地翻看它的生产日期;男人和女人在逼仄的空间里隔着老远用上海话交谈,语音似乎因为寒冷而颤抖。踏出便利店的当时,我朝许昌路路灯微弱的一头望去,看不到我今夜的模样。

这个晚上,我把所有的报纸都整理了一遍,看过的、没看的、看了也等于没看的许多报纸,摞起来像一堆被摞起来的报纸。在过去的半年里,我贪婪地看着大量的报纸,渴望从中观望这个世界,遗憾的是,我依然被他们牵着走,那些重复发生的闹剧、惨剧、预言与被预言、自杀与被自杀,看起来雷同,而我也始终没有主动地理解现象内的线索,被动地看着记者们叙述故事、评论家们贩卖观点,找不到自己应该落脚的地方。我将我的失败归罪于我所受到的教育,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说法,但我仍是这么觉得。我始终没被要求思考,而大量的罐头装知识已经填满了我的里面,这在我过完大学的第三个学期后无比强烈地感觉到。

 

瞧,夜深了,我又开始沉溺于自我,这不妥。还是换一种叙述的人称吧。

那么多的报纸,有些你已经做了剪贴,但大部分都还没有,于是你又想留下他们。你的毛病又来了,贪心,总是以为自己能吃下很大一个天空,最后却被天空吃了。你总是自省,明明知道自己有许多毛病,却从来下不了功夫去克服和了解,这让你的挫折感越来越强烈,却毫无办法。

这样的晚上,你想起很多,没想起的也很多。在小说《故乡》里,迅哥儿这样写:“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要回家了,你的心虽没有禁不住悲凉起来,但也没多少快活的,假期本来就安逸,回到家中,则更加让人提不起精神,你害怕百无聊赖地呆在家中的每一刻。你自然也可见见老朋友、出去买买食物、在家煮煮饭菜,但也就这样了,和过去的每一个假期一般。你越想越感到害怕和失望,这种情绪让人难以理解,但我是知道的。你已经很着急了,你在假期里无法将自己拔起,你还是会无所作为。

放映往事:被电影改变的日子

电影结束了,窄小的放映室回归漆黑,空气中仍弥漫着电影渗出的伤感气息,微弱的掌声不知道从哪里传出,而后便持久地充斥了整间放映室,这掌声让放映者王孟圆感到喜悦。其实这天晚上放映费穆的《小城之春》的决定,在王孟圆看来是冒险的,尽管他热爱这部摄于1948年的黑白老电影,但也担心会引来观众的冷淡反应,好在电影一结束他便知道,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是深大02届毕业生王孟圆关于“翻版映画”的往事,十年以后,回忆起这一切,他认为放映电影的那些日子改变了他。1999,深大94届毕业生、著名文化人欧宁在广深两地创办电影团体缘影会,放映独立电影和西方艺术电影,定期进行关于电影文化的研讨、交流和刊物出版。长久以来,电影资源都对大众屏蔽,许多国外电影的片源只能在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国电影资料馆之类场所才可见到,供专业人员学习研究,在早期VCD年代,坊间流传的盗版碟还开始没有泛滥时,类似缘影会的观影俱乐部在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等各大城市开始兴起,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热衷于放映西方艺术电影和国内的独立电影,并由此培养了大量艺术电影爱好者。

1998年,缘影会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的地下报告厅放映了《小武》,影评人王樽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说:“我去时电影已开始,确切地说放的是录像投影。小小的银幕上就见一个形容萎靡的小镇青年在街上荡来荡去,这就是电影江湖上名闻遐迩的《小武》。录像实在是粗糙,且时有断续,小小的报告厅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空调未开,燥热而憋闷。但那电影仍然令人惊讶和欣喜。”同样的,深大学生王孟圆和欧强(欧宁之弟)也在缘影会的放映中邂逅了众多西方艺术电影,看到了诸如《小武》之类的国内地下独立电影。他们在缘影会处借到部分电影的VCD,回校后这些珍贵的片源在宿舍海桐斋里迅速小规模传播。“当时连翻版碟也很少”,王孟圆说,“光是我们一点人看到这些电影太可惜,就很想找地方来放映。”恰好学校图书馆四楼(现机房别间)有着这样一间小放映室,顺利谈下场地后,“翻版映画”,这个名字略带自嘲的团体便成立了。关于荔园的电影传播,这是早期的记忆之一。

王孟圆与欧强两人开始操办起小册子,他们期待能推广非主流艺术影片,形成影磁场,低调地宣传,靠口耳相传维持着团体的小众。观影团体的小众并不是特意为之,除了放映场地窄小的现实原因外,喜爱这类电影的人也始终没有大规模地增加。“有时候整个晚上只有四、五个人,有时放映室也坐得满满的……那些印象是很美好的,刚进大学,那些电影质量非常好,开阔了我的眼界”。03届毕业生刘敬文回忆起当年观看这些电影,除了“观看《小武》时还有点偷偷摸摸”之类的观影情景,他依然记得某些电影的内容和细节,“看完有许多东西沉淀,而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反倒不记得了”。

2000年,那是网络方兴未艾的年代,《英雄》式的国产大片还未面世,影迷们所能接触到的更多元的电影的渠道有限。市面上翻版碟开始多起来,但要找到喜欢的,却仍不容易。“翻版映画”初期借来的碟很快便放映完了,为了继续放映,王孟圆开始了淘碟生涯。做了大量关于电影的功课后,他开始了对艺术电影的搜购。当时华强北的地摊、碟市鱼龙混杂,他在那里碰运气。“就跟钓鱼一样”,有时候淘一张碟就花了三、四个小时。

深圳的碟市淘完了,他开始往香港跑。在湾仔,香港著名影评家舒琪开了“壹角度”的书店,主要卖各类电影书和一些从台湾引进的西方艺术电影的原版VCD或盗版录像带,早期缘影会的片源大部分也从此搜购而得。王孟圆在此认识了店主舒琪,见到了许多电影书,参与同好们的电影讨论,购买“昂贵”的VCD。他甚至将自己带玩票性质拍摄的电影放映给舒琪看。

此前,随着在放映“翻版映画”时与电影的频繁接触,王孟圆由着兴趣又拍起电影,从观影活动成长为影像制造者,他在电影的放映中找到了热爱电影的理由。这部“ 青春追忆式”的影片在图书馆的放映室里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映”,“翻版映画”的常客很自然地喜欢这部“自己人”的电影,并向他表示祝贺。后来,在“壹角度 ”放映室里的放映,又使他获得专业电影人的鼓励,他知道他已经被这种艺术形式捉住了——影像的表达,可以媲美书写。

观影情境:不同团体的不同内涵

多年以后,本科是英语系的王孟圆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了。在导演系,他师从侯克明、田壮壮,学习拍电影,而考到北影原因是“翻版映画”的那些电影,让他“认清了人生的方向”。他已经有了六千多张影碟,与一群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在一起,寻找片源变得简单了,满大街的DVD触手可及,也失去了淘碟趣味。网络冲击着现实,学生们热衷于通过BT和P2P方式下载电影,在笔记本电脑或PSP上观看,满足然后遗忘。而在王孟圆的母校深大,为数不少的学生组织还在继续放映着电影。

每一周,学生团体“周末影院”和“汇影世纪”,都会分别在师院A103和学生活动中心的影视报告厅进行电影放映。“汇影世纪”还尝试了几次石头坞广场的露天放映,他们有时也跟影院合作,以较低的价格包下一个影场方便校内学生观看,而由于能去影院拷贝,宣传猛烈的新上映的影片也可以在校内看到。这是一场丰富娱乐的服务提供,同学们看着宣传海报,带着薯条,追踪着最热门的电影。

学生会信息部则会选择在重大的节庆日,类似“五一”、“十一”以及新年的时候在演会中心放映剧情丰富、符合大众口味的电影,不设门票,不限人数,不限年纪,不限身份。滞留在荔园里的人,从学生到老师,从饭堂阿姨到环卫工人都会去受到电影的吸引。银幕前的世界其实无分彼此,像在电影《天堂电影院》中,劳累一天的人们将影院坐得满满当当,全神贯注,为一句对白而一起发笑,为一个画面而一起伤感,让彼此的时间一起流淌。

对电影的喜好和执着同样体现在课室里。文学院的老师郑虹已经连续开了几个学期的世界艺术电影课,坚持观看同学由此得到了“电影启蒙”,甚至称之为“在深大最大的收获”。在连续的几个学期以评讲加放映电影的上课形式后,授课者开始更换方法,不再“讲解”,改为自愿形式的电影沙龙,任学生将影像作为理解的基点。

每个周五的晚上,教学楼A102教室是这些热爱着艺术片的同学的乐园,教室空旷,群体小众,但郑虹却为这些真正爱好电影并沉淀下来的“顽固分子”而感动。在通知预备放映的长达七个小时的电影《撒旦探戈》时,她对有课的同学的建议是为此临时“逃”一下课,“别错过这一难得的观影机会”。

在坚持这场艺术电影的传播中,她希望的是观影的同学“更多地去感受一些人文的东西,感受激情”且互相间能有更多的交流,遗憾的是,这样的“气场”尚未产生,氛围依然缺乏,学生们有着相同的爱好,但对彼此的交流讨论却表现冷淡,作为“顽固分子”之一的06级学生宋岸林对此的解释是,“现在的小孩都如此”。在她看来,大部分的学生都懒于表达与自己切身无关的想法,尽管如此,私下里,宋岸林也乐于向新认识的朋友介绍这样一个场所,并对郑老师赞赏有佳。观影者在成长,他们的感受逐日灵敏丰富。正如郑虹所说,“深邃的诗意的影像,是引领我们得以走向“别处”的通道之一,籍此弥补现实的不幸,能获得滋润,沉淀出安宁、平和、坚定、大度的动人气质。”

“地下党”集会:电影多元化的民间力量

“不管时代如何进步,不管下个十年DVD的介质如何升级,小范围的观影活动将来还会一直存在”,创办缘影会的欧宁在一次访谈里如此回答。同样的,导演贾樟柯也表示过,只要有一个讨论机制,民间观影组织也不会因为观影渠道多而失去吸引力。在主流的影院和影碟传播之外,互联网、盗版碟和民间观影团体一直是多元化的电影传播里不可缺少的力量。事实上,随着网络的兴起和盗版音像的蓬勃,许多民间观影团体已经不仅止步于普及西方经典艺术电影,而是更多地掺入电影文化资讯、圈子交流、国内的独立影像探索以及独立电影的制作。缘影会在成立几年后,也转向创作和制作,拍摄了实验纪录片《三元里》参加第50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随后发展成本地电影作者和录像艺术家的互助组织。尽管后来由于合法性问题,缘影会的存在空间越来越小,但越来越多类似的民间观影团体还是在不断出现。导演、制片人等角色从观众中产生,活跃了电影文化生态,也焕发了电影的另一种生命力。

执着纯粹地坚持着白日梦式的艺术影像的团体是少数,却不丢失;十年的“翻版映画”依然存在,却显艰难。王孟圆毕业后,获得片源从其他渠道也逐渐减少,从第二任负责人何健宁(此人毕业后赴香港浸会大学学习电影)到现在,人事变幻,图书馆的放映机早已损坏,别室另作他用,斗室中的观影变得奢侈,每周的固定放映只能变更着在各个教室进行。“就像游击战一样”,此刻负责放映的文学院06级学生曾泓说。她对申请教室的琐事感到疲惫,教室资源的紧张使得放映也变得难以为继。曾泓同她的先行者一样,一个人负责“翻版”的放映,“我现在大三,还能折腾到大四”,找到同样热爱电影的人做放映工作略显困难,但她似乎并不慌张。

网络影院的作用使电影在今天变得唾手可得,大量充满视觉奇观的电影雷同、“不及物”且难以铭记,赢得了资本却掏空了内涵。2008年五月,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做客荔园大讲堂时,指出大学生们对于流行电影的单一状态并不是无所作为,作为观众,反抗资本逻辑时便是懂得拒绝和支持。事实上,除了国外的艺术电影,对于某些国内独立制作的小成本电影,“翻版映画”也尽量寻找着片源。

郑虹和“翻版映画”们是在传播更为丰富、多元的景观,坚持着“作为影院艺术的电影必须在一个空间里看,才有一种梦境感”的放映。这些传播最初只是一次分享,一场聚会,观影的人趣味相投,陌生的也能变得心照不宣,电影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研二的陈椰仍记得准备考研时,翻累了书就到放映室里看一下电影的过往,观众里有人将观影称为“地下党集会”,网络上有着他们逐渐多起来的对于电影的讨论。

“它曾经带给大家一些东西,现在能看到电影的各种途径太方便,这个放映假如难以持续,也就顺其自然吧”,王孟圆在离放映往事很远的某个晚上这样说。如今的A102教室也结束了两年半的西方艺术电影的放映,尽管可能不再有这样的艺术电影课程,但郑虹仍是意味深长地在博客上道出可能的未来,“一旦进入这道门,凭藉你自己灵性的指引,所有的光影魅惑以及精神力量必会徐徐不断撞击而来。”客观条件或许越来越来越不适宜,文化的消费也越来越迅速,但观影作为既社会化又私人化的群体兴趣,依然有着自身的精神面貌,或许,这种兴趣的生命力,仍将使得这场传播持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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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完,材料来自一手、二手、三手、四手、千手观音,虽然放在这里没人看到,但还是烦请偶然看到的又发现错误的提醒一声。如果对某些人的描写失真,我感到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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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睡觉了。事实上,我并不乐于写字的过程,或许是我还未入门。太拿捏了就写得慢,一个晚上就写一段,因为版面的关系又不能大力地用字,写到两千字才写了这篇稿子的第一部分…穷删了还是有一千。 报纸比杂志好的地方是,篇幅可以不那么长,但材料太多了就很痛苦。要考试了,我感到心凉,还有稿子没写完就更心凉了,眼见我党都已经开完了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我还是面对这堆材料没把稿子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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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末,不想再看电影,以贝拉·塔尔极端恐怖的长达七个小时的《撒旦探戈》收官,足够我不停反刍和厌恶屏幕了。以前我总降低姿态,蔑视文艺,但是我忽然觉得,文艺到底又何妨,所以小谷穗很坦然地说自己文艺说得挺好,当然我是文艺不起来了,我仍在看好莱坞并且觉得挺好。翻一下豆瓣的记录,tag了2008的居然还有53部,当然有几部是日剧,平均下来也接近一个星期一部了,我在干吗?

There Will Be Blood

奥斯卡季前将几部电影看完,等着《血色将至》的好消息,这部史诗式的美国梦魇至今还能让人感受到黑色沉抑,丹尼尔燃烧起来的石油和癫狂的神父,跟石油一样黑,跟石油一样稠,酣畅淋漓。当然结果是《老无所依》,没办法,只能补偿式地再看一次《血色将至》。

神探  文雀

2008年杜琪峰同志又奉上了两部迷人的……小品。真正的铁三角下的《神探》,割下了自己的耳朵,让迷杜的人看完不停地算算算,谁捡了谁的枪,谁又捡了谁的枪。我算不出来,绕晕了,只能想,毕竟自己不纯粹,心中的鬼太多,让陈佳彬来瞧一瞧的话,我心中的鬼怕会吓他一跳。《文雀》很遗憾看的又是阉割版,据说一段极为精彩的偷扒细节没有见到,事后心气不顺,好在整部片子多了老杜不常有的暧昧至极的暧昧,有人说《文雀》是杜琪峰写给香港的一封情书,怕也是如此了。

Death Proof Obsluhoval jsem anglického krále The Man From Earth

印象深刻还有三部略带邪气的电影:《金刚不坏》、《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和《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金刚不坏》的昆汀绝对是最对胃口的,那么低俗,那么残暴,坏透骨的对白,酷到底的配乐,那些音乐是天生为昆汀的电影而生还是昆汀天生就得把它们跟影像揉卷在一起?最最最酷的,是变态杂技人死麦克驾着那辆炫到极点的特技车,以200公里的时速撞向坐着四个活生生的妙龄女郎的汽车,除了昆汀,谁会拍出这样的场面,谁会那样连续四遍地刻画美女们的撞车镜头:好端端的躯体身首异处;血血血;手啊,八只手;脚啊,八只脚;头啊,扁了飞了散了转了爆了,剩下一只还没粉碎的眼球一动不动地看着你……

《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这部捷克电影让人越看越好笑,也越看越辛酸,我tag了喜剧片是不严肃的,但我什么时候严肃过,我喜欢里面的镜子,在姑娘的肚皮洒满鲜花,还有漫天高抛的钱币,说不尽的二战和穷不尽的视角。

《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一个场景,全部的对白,又不是老徐的《梦想照进现实》,我觉得这就是讲故事的方法。听到一件似乎合乎逻辑的荒诞的事,是我从小就喜欢的,我总是很开心在我还很容易地相信这个世界是未知时看到了蒲松龄和卫斯理的故事,相信这些总没有坏处,有人相信星座,有人相信天堂,我就宁愿相信世界和自然从来都是不怀好意的。

Nuovo cinema Paradiso

当然还有我不想说的《天堂电影院》。2008年秋天的时候,跟着小谷穗,我开始关心起荔园里放电影的小团体。放电影不是件多难的技术话,学校里有的是投影屏,那是老师们怠慢讲课,抹杀叙述艺术的帮凶,一整节课的PPT,满个屏幕的字,照着字宣读,牵着众人的鼻子讲课,哼。放电影的那么多,有意思的那么少,天堂电影院娱乐了民众,也成长了小多多;通过采访,我最终了解到的是荔园里小小的团体“翻版映画”,也是一种缘分,即便我没有看过任何一次“翻版”所放的电影。我着迷的是在看电影这件事还不像今天这样简单地BT和EMULE加上人手一部的电脑、MP4、PSP就能完成的时候,有些人能给接触不到电影的人放些翻版的VCD,小众的艺术片。通过在学校的放映电影,创办“翻版”的人能够开始自己拍电影、千辛万苦地淘碟、舍弃本科的专业去学电影,找到自己所喜欢的事情,这样的事多么难得。

Lock, Stock and Two Smoking Barrels Snatch Trainspotting

还有让我爱上英国英语的《两杆大烟枪》、《偷蒙拐抢》和《猜火车》,其实以前看过的《发条橙》、《僵尸肖恩》、《超市夜未眠》等已经让人觉得英国口音的迷人了,但这三部电影不一样:《两杆大烟枪》里四个混混的伦敦英文口音、《头蒙拐骗》的皮特的吉普赛英文口音、《猜火车》里伊万的苏格兰英文口音,真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当然,这些电影也是好电影。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Sátántangó

还有这一年里最后看的两部漫长的电影。《美国往事》有着众人传颂的忧伤,看过那么多的黑帮片,总有让人意犹未尽的故事。四个半小时的片长让我一直不敢往下看,我看完感到老时光的不再来,又叹了口长长的气,谁料到,转眼我又面临一部七个小时的电影,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不知道电影名,我就进了小谷穗说的小放映厅。

一个镜头要十分钟,风吹草动随它去,我自管我的画面。看电影的人啊,没有情节看剪辑,没有剪辑看构图,看完构图看光影,看完光影看景深,看完景深看景框,看完景框看区域空间、看完区域空间看角度、看完角度看距离关系,终于没得看了,我怕我将从中看出意识形态,于是反过来看控制镜头摄影师到底在干吗,才赫然发现原来摄影机是运动的,惊喜自己的发现三分钟后,发现画面里地还是那块地,风还是那阵风,狗还是那条狗,人还是一动不动,转过头去看到小谷穗也一动不动地凝神观看,我想说的是动一下好吗?

“电影是影院艺术,观影条件的不同造成它某种意义上和本质的区别,等你有机会看大荧幕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感受。”采访戴锦华老师的时候她大概这样说了,《撒旦探戈》让我发现了生活里真正的漫长。看电影的时候让我想起高一上课时我读着《百年孤独》的光景,它们这么相像。

最后,像这场电影,漫长的2008年,似乎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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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一年级时,你必须面对的一个东西是自我介绍。我的同学说那段时光的一个回忆就是没完没了的自我介绍,一天三介。有的人很矜持,单道姓名,籍贯。有的人很华丽,介绍名字时会把名字的每个字都组个词,然后连成一首诗;或者将自己的名字通过谐音、象形、释义进行一番奢华的阐述,其中用典、通感、起形无所不用其极,单用比喻、拟人、排比这种简单的修辞手法还怕贻笑方家;更有才华横着溢者,一上台就用自己的名字把画作,当歌唱……只有那个时候,我们会意识到中文比英文更好发挥,意识到名字的重要。

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有的人会提自己的兴趣。他们会喜欢体育、音乐、电影、舞蹈、旅行、摄影、逛街,收藏,英语……每次当我想讲自己的兴趣的时候,我就说不出来。我听过一个词叫“玩物丧志”,我觉得这很好,当一个人玩物玩到丧志了,那个物也成了他的志了。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物”,我的志也依然不清晰。

我没有什么特别强烈持久的兴趣的。我曾经画过画,但我不再有铅笔了;曾经下过围棋,但摆棋谱太闷;曾经有个吉他、但断了弦不再续;曾经有个口琴,但惹满灰不再拭;曾经有两副鼓槌,但再也找不到。我曾经每天很早起地跑步,但不再早起也不再跑步。我买了许多的书,至少比我知道的任何一个同学的书架上都多,但已经是偶尔有人跟我借书的时候我才抽出一本。我不听音乐,因为很吵;也不看电影,因为很长。每一天我都有作业要做,我总觉得多做无益,但我还是抄了上交;每一天我都有一些课要听,我觉得多听无益,但我还是把我的躯体放在教室中。大学的百分之八十的课程让我觉得我必须退学,不然对不起我的内心,但是我的内心又有多少重量。小丑很多,蹦蹦跳跳。这样的话我一再地说,说多了就觉得索然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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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期过去后,我的桌面(此指书桌及windows)总会纷乱异常:折叠的报纸、自认为需要参考的书、黑色钱包、黑色手机、黑色电池、写不出字来的笔、破旧的U盘、感冒需要用到的vinda纸巾、重要的钥匙、很久没写的笔记本,停在八点四十五分的闹钟,许多文件名类似的.doc、.xls、.sav、.rar、.pdf……琳琅混乱、惊心触目。看着它们我心神不宁、体内翻江倒海。这么多的物质,我感到负担很重。把该扔的扔了,把能删的删了,还是有不舍得。

刚到这个宿舍的那天,满房间的空旷。前一个住客曾给这件宿舍贴上了壁纸、窗花,临走前他进行了一番破坏,导致了满屋子的疮孔迷离。我住了14个月,累积的物什已经惊人,我听到它说太多太多,无比沉重。

太多的还有人。

人。人人人。都是人,满屋子的人、满世界的人。黑压压地埋着头、乌漆漆地纠结在一起,假装谈心其实个个无心、假装辩论其实不为真实、假装阅读其实各怀鬼胎。偌大的图书馆、偌大的楼层、偌大的土地。针尖的现实、针尖的话语、针尖的人心。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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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个世纪末的时候,高更或许觉得在法国的生活不是他生命里想享有的,于是他搬去tahiti小岛。在低气压的南太平洋岛上,他跟一些简单朴实的土著人生活在一起,也许他很苦闷,有一些问题想不通,所以最终作为画家的他给我们留下了那副名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們到哪里去?》的画。

在这些日子里,我一直有一些问题没有想明白,每天看着许多的人来来往往,我们很想问他们:你们从哪里来?你们是谁?你们到哪里去?

还有一些问题,像下面这些:
什么是生活的常态?
怎么样是从容?
我在这里做什么?

还有一些更具象的问题,所以掺杂起来就很视觉,但也不是很斑驳迷乱,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因为这些问题而感到心烦,但是却有点不想说话。而日子,越来越像一幅险情暗涌的大油画,我除了想这些还没有被想出来的问题外,能做的,就是不再轻易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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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末的气压照旧是很低,据说在学校中,每年的这一两天都会下一场雨,雨是会下否不知道,但在校道望着那块云的时候,云已经显得厚重,甚至也看得出稀释的墨水印迹了。

当时是我的朋友王赟示意的,他对天那么蓝和云那么白感到畅快,于是路上便唱着跳着,像新中国刚成立时天安门附近的群众一样。这个群众像我曾经的一些朋友般让人舒服,而我曾经的那些朋友,都许久没再联系。

当王赟示意我那片天的时候,我想起北岛在一篇游记里说“天空被喷气机的烟雾切割得破碎不堪”,这是北岛对他经过的城市的天空的感觉,北岛总是极为敏感,散文向来有铿锵的诗句躲藏其中,我还记得在那篇游记的开头,他劈头盖脸就是一句“大地倾斜,飞机开始降落“。

晚上丽贤问我,什么事是我觉得有意思的。我说,在我很有精神的时候看一本还不赖的书,以及听别人讲些不古旧且不寻常得生厌的故事。似乎,我对很多事 已经不那么新奇,当年蒲松龄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时,似乎已经对很多现实感到疲惫,别人的故事,只要听听便好,也不必参与。但也不一定,郭襄在风陵渡 那个晚上听到杨过的故事时也没有想到就会从此误终身。

再晚的时候,在去年举行同乡的新生见面会的那个地方,我又想起一个年长的师兄,去年在同一个地方他的一席话,或许还加上后来我碰触到到的他说的其他话,确实在某一方面让我在一年后成为此刻的我。

看北岛的游记便会感觉他并不渲染情感,但人的力量却很足,当他或多或少在游记中提到别人,讲述别人的故事和引述别人的话时,我隐约觉得,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别人,或许是你必须知道的一部分事实。

我在从前的时候买过许多唱片,那些唱片现在堆在一个纸箱子里。这两年,除了有一次我跟林葭说我那里还有一张陈绮贞老师的签名CD没拿给你之外,我已经甚少想起它们了。

我还弄不清楚的问题是,我压根就没CD机,我买那么CD,喂猫么?事实上,我买的CD也不是最多的,我的同学玄烨还买了一大衣橱,里面有许多的孙燕姿,有许许多多的孙燕姿,那些孙燕姿,唱片上面总印着孙燕姿,那些孙燕姿,多得就像不是一个孙燕姿唱的一样。我还有一个同学苏飞,他买了一整个大书柜的CD,由于他有那么多CD,所以我有时候就怂恿他买村上春树,除了我想要跟他借来看之外,我想他看看村上后会多买几个书柜的CD的。

现在,我们都不买CD了。我不知道玄烨的CD还在不在衣橱里,苏飞的CD有没有装满另一个书柜,我知道,我已经注意力涣散得无法完整地听完一整首歌了。

我总是引不出主题,其实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我见过许多的CD封面,无论是我那个小箱子里,还是玄烨的大衣橱里,或是苏飞的大书柜里,比起那些CD里的音乐,我更熟悉的是那些CD的封面,毕竟,一张放在你面前的CD,即使你没听,你还是见过了它的封面。有的人凭着一本杂志的封面便买下了杂志,不知道有没有人凭着一张CD的封面,就买下了CD。

刚刚在Smashing杂志上看到35张美丽的音乐唱片封面,有一张粉红色的封面我盯了许久,终于把眼睛盯坏了,就是下面这一张。

里面还有一张滚石的CD封面和苏飞书柜里的众多的CD中的一张长得一模一样。
如果我没有记错,我曾经跟他借过这张CD;如果我还有记错,我至今没有还给他;如果我还没有记错,我似乎找不到那张CD了。

我用过两个头像,都是CD封面,我不知道那是什么CD,但我知道,如果我还换头像的话,那依然会是一个封面。
好啦,接下来,我去豆瓣建个CD封面小组了。

确实应该是有一些迷人的、值得去做的事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但是当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呆在我所在的大学的图书馆后,我对这些可能存在的事表示怀疑。我把我的怀疑告诉了林葭,而林葭的回答使她成为了哲学家林葭。她是这样说的:你赋予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