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想起一个修自行车的人，他的棚子搭在一棵大树下。夏天的中午有风，还没到学生上学的时候，马路稀疏，众人是在家里午睡。修自行车的人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摊着双手，上面总是有黑色的油污，又打着瞌睡。我以为他睡着了，因为头顶的树叶沙沙响，是风吹的。我想，他得我修车，就把他叫醒了。

2 我想起一个卖包子的。一整个秋天的早上，我都在跑步。在那个小镇跑了一圈，有大路，国道，都是笨重的车；有小路，都是早起的人。早起的人多了，我就得闪着跳着避着他们。有的老人看到我跑步，一定觉得自己老了，他们看都不看我。路过那个卖包子的女人时，包子正热着，我觉得她看世界肯定是蒸汽迷蒙的。

3 还有，一个教围棋的老师。冬天的星期六早上，我们的手被冻得很僵，心里惦记着上完围棋课就回去打游戏，自行车的轮子在冷的空气里打转，路上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早起。到了教围棋的老师房间门口，他住的六楼，还在睡觉。我们喘完气，就蹲着下棋。杀死一条大龙，哗哗哗把白子丢回棋盒时，门就开了。

“我给你地、给你钱，你给我人才”

经济观察报：1983年初，广东省一些老教育家和深圳特区的部分领导，提议创办深圳大学，当年5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准，7月招生，8月录取，9月27日宣告深圳大学正式建立，并开学上课。那一年您从北京来到深圳，至今已经有26年了。

罗征启：创办特区大学，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名校抽调了一批名师担任系主任。第一任校长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先生，他是学术泰斗，当时已近古稀了。我那时才不到50岁，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也奉调来深圳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记得我跟清华大学一位老先生告别时，他说，我们清华调个人去，就你不合适，也就你合适。说你合适，因为你是广东人，又年轻，有能力，名望又很高，你去合适。说你不合适，深圳那个地方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你这个人又是红旗下长大的，没见过这个情况，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到那儿你怎么办？

经济观察报：你来到深圳后又是什么感受？

罗征启：我到深圳一看，那种热火朝天的干劲让我很感动。我登上当时最高的国商大厦，22层，有一个香港记者问我，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来的时候有一位老同志跟我说，深圳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我到深圳来看了以后非常感动，我觉得全中国社会主义因素最多的地方就是这里。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想啊？我说，建设速度那么快，难道是资本主义啊？难道资本主义应该快，社会主义应该像蜗牛，只能慢？！他们就给我鼓掌。

经济观察报：深圳大学的建设也体现了“深圳速度”和“深圳精神”。

罗征启：确实如此。从提议创办深圳大学到正式招生开课，只用了半年多时间。来深圳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是学建筑的，而深圳大学刚开始要建校，只有一块空地。当时的市长和市委书记梁湘同志指着地图上的一小块告诉我：“这里有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交给你们了，你们好好规划一下，看看要多少钱。我们还很穷，请尽量节省，注意实事求是，我们决心贷款来搞教育。这个决心下定了，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我们拿出钱，拨出地，请你们给我们生产人才，人才！”梁湘因病住院时我带了几个深大的老师、同学去看望。他很高兴地说：“你们还想着我呀！”我说：“你卖掉裤子建深大，深大师生感谢你。我们来看看，你有没有裤子穿。”他爽朗地哈哈大笑。

经济观察报：像梁湘这样的领导真不多见。

罗征启：没有了。现在还有些人找我，到他们的开发区建学校、建企业，我说我不行了，就算你给我的是空地，我现在也做不了，因为没有梁湘这样的领导了。

虽然当时市财政收入每年仅1亿多元，深圳市政府却毅然计划拨款5000万元建设深大——原广东省、深圳市给中央的报告是拨款5000万元搞深大的基建——但这明显仍是不够的。我到任以后立刻修改了计划，三期工程共建23万平方米，经深圳市批准计划用1亿元。后来三期工程高速度、高质量完成只用了1.3亿元，包括当时被评为全国教育建筑最高奖的校园园林规划，一个有1620个座位的演会中心，一个当时认为是高校最好的图书馆。甚至还建成一座微型的原子堆。有人说，深大建设速度快，创出了“深圳速度”，其实，平均造价不到600元/平方米，也堪称奇迹。记得当时梁湘握着我的手说，老罗，我没上过大学，我不知道什么叫大学，我只知道人才。这块地就交给你了，你做主。他放权到什么程度？到深圳大学来的户口由我签字，送公安局备案就行了。到1986年的时候，我把这个权交回去了，因为谁都知道我可以批户口，全来找我，包括领导的孩子、亲戚都来找我，我受不了了。一次有人拿着梁湘的条子来找我，我换个房间打电话找梁湘，他连说好几个对不起，说是老同事、老领导下来找他，实在没有办法才写个条子，或叫秘书打个电话推给你，你帮我应付一下。他说，咱们约好了，以后我要是真有困难要你解决，我会亲自找你面谈，而且面谈也不一定给予解决，只要不是我亲自找你面谈的事情，写条子之类全都是为了应付的。你别当回事，可以解决就解决，不解决一点都没有关系。深圳市的领导同志全都照此办理。他最后说，“老罗，这样行吗？”你说，这样的领导现在哪找去啊。

“一所大学的主体应该是谁？”

经济观察报：如何建设大学校园，是你们当年面临的第一课题。

罗征启：当时一片荒芜，一个小秃山和横着几条沟壑的破碎地形，板结的风化砂岩土地，连野草都长不好。到底应该怎么规划？那时大学建设重物不重人，人的地位往往不如桌椅板凳，不如仪器设备。例如，图书馆的书库很大，但阅览室却相对小，而且实际成了自习室，学生要发证抢占座位，才能找到个自己的地方。我们决心让新的校园规划有机会为师生员工创造一个优美的环境，使学校成为人们交流思想的场所。我同意一个纽约大学校长C·V·纽萨（Carrole·V.Newsom）说的：“大学的精神是建基在给人一个一起思考的地方这唯一的一点上，……在一起思考是一个相互刺激与反应的过程，经由这个过程，我们的心智就会变得更加清晰。”

经济观察报：在一起思考，就要有一个环境。缺少空间，会使人产生抢占必要空间的矛盾，而不可能乐于共同交流思想。

罗征启：我们确定了规划设计的服务对象是人这一基本原则以后，教学科研设施和生活设施的比例就产生了变化。师生员工的生活、工作条件、教学科研的空间显然优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是统一的，是为人服务的，可以相辅相成，可以互换。宿舍既是不同系科学生的栖身之所，又是自学和互相研讨学问的地方，由于空间的充裕，必要时还可以互让。学生宿舍空间充裕了，图书馆的压力减小了。当时学生宿舍造价每平方米200元，图书馆是1000元。又如按教育部的规定，4000—5000在校生要8个500人的食堂，但当时大学食堂每顿饭只开半小时不到，我们规定食堂开12个小时，这样三个食堂就足够了。节约成本应该以人为本算大账。

经济观察报：你还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高等学校建筑群的心脏应该是图书馆，而不是党政领导的办公楼”。

罗征启：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校园规划中，深大的图书馆既处于全校地段的中心，又处于最高的一块坡地上，体量最大，高度最高，吞吐人流最多，是师生求知、商磋、研讨学问的中心。我们要求图书馆全部开架，开放到晚上12点，全年开放365天。很多师生直至午夜闭馆时才离去，明显地起到了“心脏”的作用。我们还提出，学校的主体是学生。学校的所有部门都是为培养学生服务的，我们服务工作的所有终端都应通向学生。学生生活区与教学行政区距离较近，让学生能在一二分钟内，从宿舍区跑到图书馆，这在炎热多雨的南方，是很有必要的。学生宿舍离教学楼最近的只隔30米绿地。

经济观察报：现在的深大校园是“白云红荔，草木葱茏，环境优美，景色宜人”。而其建设规划理念更是难能可贵，近年来，各地大学纷纷建设新校区，深圳大学的规划理念值得学习和借鉴。

罗征启：关键要认识到，一所大学的主体应该是谁，学校的心脏是什么，到底是为人服务还是为物服务。在当时，一些大学教职工和家属人数比例往往比学生大得多，甚至是几倍，势必出现基建和后勤工作大部分是“自我服务”，即是为了解决职工家属问题，而且似乎越想解决越解决不了，形成多建职工住宅，越建越缺的恶性循环。我们一开始就想避免这个矛盾，力图把学校建成一个与此相反的模式，使学校中人数比例以学生为主体，最小的队伍是职工。学校里到处都是学生在活动，在工作。他们不仅是“监督”和自己有关的工作，而是直接参与。学校的饭堂服务、清洁卫生、保卫巡逻、秘书管理，几乎都有学生参加，甚至全部是学生。

经济观察报：据说，你在担任校长以后，秘书工作就由学生担任？

罗征启：我们学校主张独立，鼓励学生们独立，首先是生活上的自立，然后是到事业上的自立。事业上的自立包括要自强，同时在道德品质、思想作风、文明礼貌方面也要自立、自律。我们学校强调自立、自律、自强。自立是基础，自立后才能立人、立校、立国、立天下。不能自立的人谈不上有什么理想的。我们取消了助学金，改成奖学金；取消了包分配，改成了就业指导，要用人单位和同学互相选择；我们鼓励和组织了大规模的勤工俭学，学校鼓励竞争，提高同学们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不仅仅在就业上有竞争，奖学金有竞争，勤工俭学、短期就业都有竞争。

我们解雇了深大所有的临时工，剩下一些家属没有办法不能解雇的才留着，其他所有职位都由学生担任，以增加学生勤工俭学的机会。领导和教授副教授都配备学生秘书，这样秘书就是秘书，只能帮你抄抄写写，不能代你起草报告、总结或撰写论文。学校领导和学生的距离就近了。而且报告只能自己写。我自己的秘书就是由六个深大学生交替上班，既没有耽误他们的学习，还锻炼了他们的能力。

经济观察报：你还要求，称呼校内所有大大小小的干部时一律不得冠以其职务，譬如某某校长、某某处长、某某书记等，统一称为某某老师。

罗征启：是的。这是清华大学的好传统。刘达到清华担任校长以后，有一次一位同志叫了声“刘校长”，他马上说，“你们清华的传统特别好，都称同志。你不赞成吗？”我们认为，被称为同志或老师是最光荣的，何况高校里所有行政人员都是服务角色，不能有官本位意识。

“我们得走另外一条路”

经济观察报：当时的深圳大学处处展示着改革精神。深圳大学的校长带领各系主任到车站迎接新生，这已被传为高校教育界的一段佳话。

罗征启：这是当时广东省高教局副局长黄其江同志的建议，我认为很好，一直坚持到1989年。当时深圳对这所大学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深圳市的要求是，以改革为动力，建设一所为经济特区提供骨干人才和高端人才培养、高端智力服务、高端科技成果的特区大学，一所走上国际、能够与世界各国高等院校平等交流互相关照的窗口大学，一所努力创新办学体制、积极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实验大学。

经济观察报：这和你的理念十分吻合。你说过，建一个新的大学，而不是建一个旧的再来改革。要从建校开始，就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印象。

罗征启：这不是我说的，是深圳市委常委、副书记邹尔康同志多次强调的。我很赞成，坚决执行。刚到深大赴任时很多人问，深圳大学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啊？有人就说，深圳大学就是清华的分校，因为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清华的嘛，学校主要的理工科老师也都是清华的。我反对这种说法，我说，办社会主义的综合性大学，有“社会主义”就行了，我们搞起来再说。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齐步走”，我们跟别的学校要不一样，深圳大学必须另走一条路，如果我们按照清华的标准，永远赶不上清华。

经济观察报：不能永远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可是现在教育领域似乎仍然习惯于整齐划一，“齐步走”。

罗征启：对学生要求一样，一般高，齐步走，谁也不能冒尖谁也不能落后，结果呢，大家都落后了。这就是制度问题了。制度问题不解决的话，学校没法搞。当时全国有1070所高校。我说，就像马拉松比赛，1070所大学比赛，深圳大学是最后一名参加者，人家已经跑那么远了，我这里还动弹不得，即使我们跑得再快，也不可能跑到前面去。所以我们就得走另外一条路。走另外一条路，另外一条跑道，我很有可能就是冠军。深圳大学要想拿到总分第一，是不可能的，但是多拿几个单项冠军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也证明，我们做到了。

经济观察报：前两天偶然读到一篇文章，是作者回忆母校深圳大学的。他写道，图书馆的藏书全部开架，可以方便地借阅到港台和外版书籍；从来没有开过全校大会，没有全校广播系统，没有关灯制度，也没有铁门和门卫老太太；学校里没有专门的临时工，打扫卫生的都是本校勤工俭学大的学生；必修课只占全部课程的一半，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学校对学生是一种放牧式的管理。等等。当时的深圳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真的很不一样。

罗征启：大学要营造一种难得的氛围，一种轻松学习、自由交流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的学习应该是主动和无拘束的。我一向主张开放办学、自由发展的教育思想。我们引入“学分制”，提倡自立、自律、自强的“三自精神”，只给予制度上的规范和思想上的引导。有人说，这是“无为而治”。我想说明一下，“无为而治”决不是无所作为。老子道德经中讲“有为”比“无为”要多。他多次强调的是“无为”一己之私利，“无为”虚名，“无为”虚假的政绩，才能有所作为、大有作为。不是什么都不干，就坐等成功。还有一层意思是说，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现在常常被理解错了。只说“无为”，怎么能治呢？1983年来深圳大学之后我就宣布一条，三年内所有的干部跟老师一样都不要出国，除非人家出钱，而且是学术活动的，更不准出国旅游。我们只去香港，因为去香港最近、最便宜而且效率最高。香港是我们中国人的，它已经把世界先进的东西都给中国化了，都是经过中国文化筛选过来的，所以我们学香港是最直接、效率最高的，学香港足够了。到了1986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出去了。结果是反应很好，都说我们学校像个样子了，这就叫“无为”出国，“有为”去香港，“无为”去旅游，“有为”去学习。这样才能“治”。

“深圳大学一平方公里也永远有效”

经济观察报：深圳大学积极开展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在实行聘任制、学分制、勤工俭学、后勤社会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试验，许多教改措施被写进《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在全国推广。在改革中，和教育行政部门是否产生矛盾呢？

罗征启：很难避免，最典型的是我们办半工半读夜大学的波折。还在清华大学工作时，我去罗马尼亚考察，看到罗马尼亚有两种学生，一种就是普通的大学本科生，是五年制的。还有一种六年制的，白天上班工作，晚上读书学习，半工半读，期终考试前一个多月的时间停下工作，复习考试。全部教材、考试内容和文凭和五年制的一样。回来我就想让清华的工人也半工半读，但没有成功。我来到深圳大学后，发现学生勤工俭学是有问题的，一是没有那么多岗位，学生也没有时间去做工作。后来我想招收专科生，本来是两年，现在变成三年，白天做工晚上上课。

经济观察报：有点像罗马尼亚的做法。

罗征启：差不多是按照罗马尼亚那种体制了。我跟大家商量了七次，最后都同意了。我就写了报告，可是广东省高教局没批，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

1984年春节，蛇口工业开发区的袁庚要我去参加他们的会。发现他办了个培训班，我看到整齐的一大摞毕业证书，比清华大学的硕士证书还要漂亮。我问，你们的证书教育部同意了吗？没有啊。我又问，交通部（袁庚是交通部任命的）同意了吗？也没有。后来袁庚开始演讲，他指着证书说：有人问我，这个证书教育部承认吗？交通部承认吗？我跟大家说，没承认，我认为这个证书合格不合格，同意不同意，不是哪个部门的权力。社会实践是合格的，就是合格的。我宣布，这个证书在我们蛇口工业开发区的五平方公里以内永远有效。

经济观察报：很有气魄。

罗征启：这个老同志真有气魄，我当时感动极了，站起来说，你这个证书在我们深圳大学一平方公里也永远有效。后面就有学生问，怎么有效啊？我说，平等呗，有这个证书，我们深圳大学所有的文化、体育、科技设施向你们开放。大家都热烈鼓掌。袁庚说，这个校长很够胆，咱们现在有六平方公里了！开完会后，他问有什么困难。我就跟他说了办三年专科生班的烦恼。他说，你不能报，谁让你去报呢？你可以办起来再说，深圳大学常常有中央的领导同志来，来了你就汇报。中央领导听了以后肯定很赞赏，很好嘛，这不就解决了吗？

经济观察报：看来袁庚还是很有经验。

罗征启：我回去就跟大家商量。原来我们报上去的时候是说要办一个夜大学，当时教育序列里有夜大学。我们就想了一个它没有的：半工半读高等专科学院。没有再上报，就开始招生，高教局跑来说不能招生，还没批准呢。我们就辩解说，这是教育序列里没有的，我们办的不是夜大学，也不是职工业余大学，没办法报。就不报了，不去烦扰你们教育行政领导部门了。后来又说我们的第一批有一些人没有入学考试，我们说，这些大龄的在职年轻人在“社会大学”里面念了好几年了，他们有很强的学习意识和水平，不成问题了。但是要让他们入学考试的话，别说他们了，我也不行。我们提出“出口严入口宽”的方针。如果学习不合格，考试通不过，就不能发文凭，不能毕业。我们还在学生毕业前增加一个“综合能力考试”，叫做加锁把好出口。1987年第一期学生就要毕业了，但这个班还没有批准。这时李鹏总理第二次来深圳大学视察，我又汇报了半工半读高等专科学院的事。他说，你上次说过了，很好嘛！他回去之后不久，省高教局就催我们办手续，一个星期多就批下来了。前几期的半工半读专科生已经毕业许多年了，深圳市各企事业单位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是否合格，应该可以作出结论了。

“学生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

经济观察报：和当时所有其他大学不同，深圳大学是不包分配的。

罗征启：深圳大学最初的学科是由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各自的优势学科组建的，教师来自这些高校最富时代激情的人，他们来深大是为了理想而不是金钱。

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乐黛云老师有意思，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到1988年毕业，1987年暑假她要求学生多学一些技能，让学生交点钱找解放军学开汽车，她把教学内容也改了，最后一学年大部分课改为英语。教务处来找我，说一个中文系大部分课程变成英语的，还让学生学开汽车！我说，其他大学的中文系毕业以后，分配是有保障的，我们现在不包分配，假如说中文系的学生毕了业之后没事干，你负责还是乐老师负责？他不说话了。我说，你就别管了，中文系跟我谈了，他们培养的学生的第一目标是高级秘书，高级秘书必须是中英文的，必须会开汽车。我就同意他们这么做了。因为找不着工作的话，乐老师会负责的，她不会来麻烦我的。

经济观察报：权利与责任是统一的。

罗征启：第一期学生毕业，我们非常紧张，不包分配到底行不行？几年以前我们早就喊出去的，现在到考验的时候了。我亲自带队去了两次香港中文大学，请人家给我们讲课，学生怎么去找工作，甚至包括学生的穿衣打扮、对话技巧。我们有一个女学生找工作一次次失败，她自己都没有信心了。后来几位老师研究发现，她不会笑，就教给她怎么笑，结果一试就成功了。

经济观察报：第一期学生毕业就业情况不错。

罗征启：当时我们都很紧张。学生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尊敬你。在做校长的时候就说，如果把所有的权力全都放给我的话，我肯定紧张死了。

经济观察报：把权力放给你，就意味着责任也压到了你的身上。

罗征启：那我紧张死了，你以为我这么喜欢要这些责任啊，很难受的。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分权，把权力分了下去，当然责任也就分下去了，如果做得不好将来就可以追究责任，可是现在还是有些人唯恐大权旁落，总是嫌自己管得少，怕下面不听话，大学面对的根本问题还是权责不对等的体制问题。

罗征启：它要让所有的高校都“齐步走”，都要整体化一。招生要管，毕业证也要管，可是出来的学生不合格呢，它就不管了！扩招得这么厉害，可是学生毕业之后找不着工作，怎么办？谁负责？

“我庆幸离开了大学”

经济观察报：虽然你离开大学许多年了，其实你肯定也在一直关注大学。你看，今天大学的问题还是很多。一个问题是，学校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往前走，不知道走到哪儿去，没有方向。

罗征启：没有方向，这是学校最根本的问题。我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大学里度过。我不愿意讲大学的坏话。我庆幸离开了大学，要不然我真的受不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教育有许多问题，也有许多机会可以改革。

罗征启：有很多的机会都给丧失掉了。大学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地方，我觉得首先是领导体制的问题。第一条是党要管党，要管政治方向，要管思想道德教育；第二条是校长治校，包括学校的行政管理（含基建、财务、人事等），学校的发展，规模和质量的控制等等；第三条是教授治学，指教学科研等有关学术的工作。有些工作是交叉的，共管的。如思想教育，谁都应该管。教学科研工作中也有些属于行政工作，教授聘用和职称提升也不完全是教授会的事。

党要管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这三条一定要有。校长作为一个行政管理人员，他治不了学。有的校长也要管教学行政的，甚至有的也要担任一些教学科研工作，但是他的意识里头必须要明确，对于校长来说，行政管理工作是主要的。行政工作有下级服从上级的问题。但是教学工作和科研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不能下级服从上级。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明白才行。

还有一点，作为学校的领导，在学术上不可能什么都懂，还得靠教授会。教授会有一套很民主的办法。过去的学校啊，像解放前的老北京大学，有的人说办得好。当时的体制不是很清楚，但至少它的行政工作与教学是分开的，学校里面有好几个委员会。清华也是这样，行政不跟教学科研混在一起。我们去国外看他们的大学，约好要谈一个合作。虽然校长到了，但是教授会的主席有事儿晚到，我们就等。因为校长不敢签，必须是校长跟教授会主席一起签。

这个制度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校长不一定全懂，不一定懂科研里面的一些事情，所以必须和教授会主席一起来签。

经济观察报：虽然离开大学不少年头了，这些年大学里的故事还是听到不少吧？

罗征启：有一位学校的党委书记从美国回来说，他觉得有一个问题，过去好的大学都有很多很多故事，老师的故事、学生的故事。像清华大学里，就有陈寅恪的故事、马约翰的故事、梁思成的故事、刘仙洲的故事，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但是现在没有了。他在美国找了三十多个从国内一所著名大学出来留学、做研究的学生，想听听他们在国内那所大学里面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门课，讲得最好的、最有意思的、最感兴趣的是哪一位老师？能不能讲出一两个故事来？三十几个人全都低头不说。

经济观察报：一个都没有？

罗征启：没有啊。他说，这怎么行呢，我本来是想从他们嘴里听一两个故事，结果没有。他还说1985年他带了一批人来深圳大学考察，深圳大学全都是故事。学生讲老师的，老师讲校长的，校长讲老师的，走到哪儿都有故事。他感慨地说，没有故事的大学就完了。没有故事，也就没有大师了。

经济观察报：以前大学里是有故事的，现在大学也不是没有故事了。其实还多了些，像是抄袭呀，教授行为不轨啊，这样斯文扫地的故事。

罗征启：清华大学建筑系至今传诵梁思成的故事。1946年西南联大复校后，梁思成马上写信给梅贻琦校长，建议成立营建系。营建系成立，他是第一任系主任，第一期招生，他自己的儿子分数不够，他就坚决不录取，孩子上了历史系。当时清华可以转系，营建系转系的特别多，我上学的时候高年级的很多都是从其他系转过来的。第二年梁先生的儿子想转系，还得考一下，转了两次都没有转成。从此以后，建筑系从来就没有走后门的事发生，谁都不敢，因为梁先生定下的规矩。这种好风气对人的约束是很大的。

好传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可是就是一代人就可以破坏殆尽，所以说破坏起来很容易，再建立很难啊。

今天到学院注册完后一看选课结果，发现上学期设计得完美的课程表还是有五门课没选上。学校的选课系统在选一门课时是分主选班和非主选班的，非主选班可选的人数少，我偏偏都是选非主选班的，就算到了抢课阶段也抢不了，只能用免听的方法把三门课拉进课表里，那还有两门呢？又要拼人品？

晚上刘烁过来看选课结果，丫是担心他选的计量人太少开不了班，重蹈上学期泛函分析的覆辙，可是就算添多我一个人也还是开不了啊。然后，他惊讶我又选了一次《中级微观》。上学期因为日语要考二级，我硬是跳掉了几门课的复习，结果那几门课都结果惨淡。思来想去，还是上第四次微观课吧，我就想做一下那张期末试卷。

学校高级研究中心开的中微用的是范里安的书，高微用的也是范爷爷的书。之前看到南都的某一期地球周刊，赫然看到范爷爷的照片，身份仍是economist，不过前面有定语，是Google’s chief economist。山景城的googleplex不仅是程序师的天堂，经济学家也可以去那里研究网络广告的拍卖机制。

下午剪完头发，路过桂庙的一个二手书店——其实是一个楼梯口，学生们把旧书、教材都退到了这里了。记得上次经过这里的时候，我看中了几本过期的《读书》杂志，看楼梯的老头硬要卖我两块半一本，我买惯了一块钱一本的过期《读书》，于是罢手。这次看到还有几本06年的，一打听价格，降了一点，两块钱，哼，还是不买。

挑了一下别的书，买了新版的《新概念英语4》，华东师范版的蓝色《数学分析》上册，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还有才华横溢到不写上封面不行的蒋峰同学的《才华是通行证》。《新概念英语》是一套笑话书，里面有许多冷笑话。《数学分析》的这一版本我另有一本二手的下册。艾尔·巴比的这本书是社会学名著了，之前看了大半本，当使用手册来用不错。蒋峰同学当年一本《唯以不永伤》是我一段时期里的阅读材料。

恰巧今天要预定新学期教材，我的班长刘说发来了书单，我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罢买新教材，与其支持教材书商，还不如改进我和二手书店老板的福利。

买完书走了一段路到就图书馆，人满为患，全都是考霸，总有那么一堆人喜欢赖一天在馆里。当然我也是。于是去校报找美丽姐玩儿。讨论了一下迎新工作。培源给文瑜打电话说郭跃要来深大上学，于是，看来，待在在学校里也可以采访到世界冠军。我还想采访医学院的新生，看看学校第一届读医的有没有热衷写小说的，我想跟他们说：去学冯唐写小说。

这，就是我到学校的第一天。

过去的接近一个月里，我一直在跟自己打仗，我在学英语，这件事本来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自从上了大学，两年以来我都在断断续续地学习日语，为了考过一个级。由于我生性贪心，每个学期的每一天都像过山车一样匆忙密集，面试、卖东西、读杂志、看报纸、值班、采访、写稿、喝咖啡、开会、作论文、早读、presentation、赶课、迟到，在学习语言上的时间就无法把握，一天打鱼五天晒网，直接导致我没有学好。

在新的假期来临的时候，我觉得尘埃落定，于是老老实实地重新捡起英语。我仔细核算了时间，发现我仅有一个月的时间呆在宿舍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只能有10个小时的清醒时间，这样总共有300个小时。由于我生性贪心，我想抓住这300个小时，舍弃看电影阅读聊天写blog，钻到字母里面，让我的英语能到达一个让人满意的状况。

一个月过去了三分之二，我觉得在自律这件事情上我做得很糟糕。我不愿意把错误推给互联网的内容、满书架的中文书以及和我的朋友王必成的聊天，于是剩下的，我只能讨伐自己。

下午看到兰小欢写他的博士生生活，他这么说：“掌控时间，奇难，尤其是有大把连续的自由时间的时候。”诚哉斯言。

拧不过自己，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上百次。因此，每次我在学习理性模型的时候，每次我在Max一个效用函数、写下F.O.C.的时候，我就会骂上一句：你妈的。

骂久了，其实我也懂了。

天热。我一气之下买了二十一本过期《读书》。然后，我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在烦闷的时候会吃那么多东西，会花那么多钱，会买那么多衣服。没钱不是坏处，起码能让你在一口气买下二十一本过期杂志感到心旷神怡。

付完书钱，卖书的两位年轻先生说没有袋子，于是用Michael Jackson的海报给我包了二十一本书，又拿白色绳子捆成一包A4纸的模样，这让我不恰当地联想起《水浒传》里鲁智深在渭州状元桥下买猪肉的情景。

当时，荷叶包的是猪肉臊子。

就这样，我对修改句子这件事总是兴趣盎然，虽然我很少写句子，就算写也是写入党思想汇报，哦，汇报能否使用通感手法？

我想说的正题是，我是那么喜欢校对和修正过去那些不好的事情，那些平凡的事情，那些失误的事情，那些不光彩的事情，那些无谋无勇的事情，那些和林葭通电话时讲不出话的事情，还有，那些考试失败的事情。

写出句子来总是不加思索，总是不懂谋置，以为落笔是花生，以为能用笔在试卷上雕出一朵花。把所有考试都认为是一个远期的事情，都认为期限近了就会好的，所以就在最后一刻跑步去考场，将七月的阳光晒出来汗水滴在答题卡上然后缓缓地用铅笔涂上学号2、0、0、0……哎呀，涂错了。

晚上我的班长刘烁来敲门，说，我们的金融可以都可以拿A，我想我的国际金融能否拿S。我们的班长刘烁走之后，我觉得我的心态已经很成熟了，对任何负面事物都有高超的防御机制，例如：我会抽离，觉得下午的事情不是我做的；我会事后用前额皮层去理性推想前因后果，觉得事情都是正常的；我会去跑步，促进体内荷尔蒙分泌。唉，其实我想造句子。

如果日子可造又可改，我会在凌晨四点二十七分的梦里将它改得让人心花怒放。

有个笑话说，经济学家就是那种牢牢地抓住显而易见的东西，并且有意识地对它们进行痛苦而深奥的阐述的人。1970年12月11日，在纪念诺贝尔演说上，保罗·萨缪尔森就演绎过这个“笑话”：牛顿的掉下来的苹果其向地球的加速度是常数，而另一种叙述方式是——其作为时间函数的位置沿着一道使积分最小的弧，从它被观察到的释放瞬间到最终试点抽出，可以被写成其瞬时速度平方减去其位置的一个线性函数的被积函数……

当上述语言转化为数学表达式，繁冗瞬间变得简短。这种简短，类似着萨缪尔森看待经济生活的眼光。在古典经济学家用文字模糊地描述经济运行之后，萨缪尔森在他32岁那年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就用数学廓清了经济学的一部分繁复，规范了当代经济学，也提高经济学研究中的分析水平，并由此获得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尽管这个已经94岁的老人一生都沉湎于抽象的工作，他依然赢得许多普通人的尊重。人们对他所著的《经济学》的熟悉胜于他在各个领域里的贡献。这本出版于1948年的教材在六十年里精血旺盛，不断更新直至第十八版，每一版的变化都可能成为经济史学家考察的史料。它在全世界之畅销、对一代人思想之影响，让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提起这本教材时只能称：“很难再夸大萨缪尔森先生的《经济学》对整个世界的冲击。”

他将他对大众的诉说的经济学原理称为“带有一颗温暖的心的经济学”，他乐意抛弃那种高度技术性的炫耀，像谈论天气般与普通人闲聊，因为只有这样的经济学才能为民众、官吏所知，得到广泛实现的可能。在他的教科书中，他也娴熟地使用着各类修辞手法来讨论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种浅显易懂的叙述方式，是一种通识得以传播的前提，也在后来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等各种经典教材中一再体现，似乎成为一种传统。

萨缪尔森认为能撰写教科书是神赐予他的经历，他曾自言只要一个国家的教科书是由他所写，任何人拟定该国的法律条文他都不在意。当我翻阅这边书时，我常会想起他说的话：“与整个时代成千上万的心灵接触，是学者一生难逢的际遇。把我们经济学者所知的经济学化为文字，实在是令人兴奋的事。我愿能与读者分享这份兴奋之情。”

我想，与大师在书中相逢，更是作为学生一生珍贵的际遇。

好了，夜也未深，别走神，就让我们从我的那个闹钟开始说吧。最开始，他是用来吵醒我的。每天晚上我得拧紧他的发条，然后他就扑哧扑哧地走起来，走得特别欢快，一秒至少能走三下，而且每一下都能发出声响，这让我觉得它十分紧迫，可是它是一只闹钟，告诉我时间几何以及在清晨吵醒我的闹钟，它没有必要紧迫，倘若真的紧迫，那么它是在提醒我紧迫。

是的，我也很紧迫，我已经二十一了，在哪个小说里……嗯，在《黄金时代》里，下乡的知识青年王二也是二十一岁，他觉得他自己是在被锤，同他相比，我觉得我十分幸运，这体现在周围多了一点理性，但在自己的精神层面，我却觉得窘境依旧。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们响应着领袖的号召，到乡下去，离开书本，离开家人，生活开他们的玩笑，体会到幻灭的多于体会到劳动的精髓的，实际上，下乡并不是纯粹的劳动，在那样的年代里，他们需要处理更多的人际关系以及自身精神上的难以接受。他们不是梭罗，乡下不是瓦尔登湖。我一直相信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们会有一些特别的渴望，例如，渴望书本，渴望干一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想干的事，这样的渴望，其实我特别有感触。

在我比现在小的时候，我同样有着类似的渴望。老实说，我的情况与知青们不能同日而语，特别是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的父母尽力地提供着我所能享受的物质，我的父亲，他喜欢说在我们的家乡能吃到最新鲜的海鲜，而在其他城市里是不能够的，他还喜欢说，买衣服，就要买质量好的，能穿十几年的，因此他买的衣服在我和妈妈看来都挺昂贵的。我是说，至少在吃和穿方面，我是绝对的舒服。可是我还是有一些渴望，尽管现在想来比较虚无缥缈，但我说出来应该还是有把握的，那就是，改变。

改变每一天的日出日落，改变每一天的时间流动，改变每一天一成不变的现状，改变每一天无所事事的苦闷，改变每一天见到同样的人和同样的事，改变每一天醒来的状态，改变旧的世界观，重新觉得世界有另外的可能性，然后敢于去改变他们。

当时我的渴望跟后来美利坚国那个黑皮肤人说的其实差不多，“Change, we need, we can!”，那个黑色人跟许多的人这样说，于是直接导致这些人选举他为第四十四届美国总统。我在想，让那些美利坚国的人相信这个说法的，除了总统的修辞富有感染力之外，还应当是这个说法与他们内心的某根弦发生了共振，这根弦在我心里同样拥有，在很多个无法睡着的晚上，它自己会震动开来，发出喧哗与骚动，让我心痒难耐，让我觉得我不应该再按捺。我应该马上起身，摊开纸笔，写一篇小说或填一曲词；我应该拿起吉他吹起口琴唱一首迪伦的歌；我应该推翻身上的大山，翻身成为自己的主人；我应该去看看大山，让浩然之气从我脚底涌起；我应该去看看极地，让冰天雪地使我惊讶；我应该掘出石油、应该结出果实、应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每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觉得我浑身发热，我觉得压在我身上厚重的棉被应该被掀开、掀开、掀开、掀开……

可是你知道，我没有掀开，就像那首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没有救世主、神仙、皇帝把它掀开，而我，也没有掀开，我只是想着想着想着，冬天的晚上很冷，让人无法拒绝，我躺在舒服的被窝里，睡着了，醒来了，睡着了，醒来了。

白天，我重复地背诵着古旧的知识，它们其实只配成为材料。对于古希腊人来说，知识起码是有趣的，穿着大袍子的老人们争执得面红耳赤，在那幅油画里，所有人都让知识激荡得容光焕发，可是在现实里，没有这样的情景不得不说让人感到遗憾。

白天，我不愿意思考。倘若我没有记错，小波曾极大地赞赏对思维这件事，他大声地说智慧本身是好的，追寻智慧的道路有很多人在走着，他为此感到很开心。这个愣头青，他除了自己穷思考得很快乐之外，看到别人也在思考，他就会乐呵呵地傻笑。我暗自想像这个情形的时候，其实心中充满了苦闷，我无法体会到这种快乐，至今学不会思考。其实，我周围有着那么多的人，他们又是否学会了思考，倘若你认识我，拜托你走过来，摇摇我的脑袋，对我说，我们一起思考吧，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我其实首先无法改变自己，无法容光焕发，而我的周围也只是些打麻将的、斗地主的、购物的、吃狗肉的、打游戏的、看电影的。

白天，我还花很多的时间在看电影上，关于这件事，我又再次想起小波举过的那个例子：看了三百多遍《天鹅湖》的美国外交官。在我看电影这件事上，我其实经历看到光影声色、剧情跌宕到看到戏里的场景变换、物理移动到最后发现电影其实与我的生活相仿，其实就是重复演绎的物质存在状态而已。我觉得我看到的不是艺术到科学再到哲学的过程，而是一种逃避罢了。在一个假期的白天里，连续看上几个小时的电影，让我觉得我是在自愿接受洗脑，像《发条橙》里的艾力斯一样，我自己撑开自己的眼皮接受洗脑，然后脑子越洗越白越洗越白，洗不出金子，只是洗成了一个白痴。
其实很多个这样的晚上，我都对自己的无力感到凄惨，这绝不是顾影自怜，而是一种对一个无法远离海洛因的瘾君子的怜悯罢了，你对一个家徒四壁、众叛亲离、骨瘦如柴、形容枯槁的人会有怎样的看客心理？别惊讶，这是我的精神状态幻化而成的。

古代中国人爱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又爱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唯有外力使得你家园损毁、颠沛流离，你才会干出一些在你安适时不会干的有力量的事。我年轻时候听过一些类似闻鸡起舞的故事，也知道伟大领袖在大冬天依然用冷水冲凉。我在想，这是否是一种摆脱现状的办法。

夜深了，让我们选择一种结束的方式。

我是这样选择的：给这部电影打上五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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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题目是莱奥纳多的一句台词。

（图文无关）

在过去的一年里，称得上佳作的就是我终于自己做了一次选择，在就读的经济学院（Business School)里滑入了经济学专业的泥潭里。

总所周知，经济学对这个世界的贡献远远比不上物理、化学等科学，也绝对比不上很有可能带动下一次科技革命之势的生物科学，在解释这个世界时它也不能让人满意，甚至它的内部就有各种不同的结论，但它却总是日渐茁壮。经济学家这种“家”人在这年冬天也变得越来越像骂人的称呼——他们之中热爱媒体、热爱发言的人总是预测，却不见精准，惹来公众的众多反感。经济学系的本科毕业生在找工作方面总是无处着手，似乎什么都会，都学了些皮毛，什么都不会。经济学用到越来越多的数学，涉及越来越多的变量，数学模型更是精巧得一点用都没有，经济学教授们都爱说，多学点几年数学吧，而后才可接触它。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数学盲，我头脑发热，决定践行舍斯托夫的哲学，以头撞墙，于是便撞到经济学的这堵大墙。

我十分清楚自己钟爱的领域，但越是爱就越不愿以自己的驽钝去玷污她们，我望了望落英缤纷的桃花源，转过头朝一条分岔的小径走过去。虽然有人说，“经济学是一种生活”、“经济学会让你活得更理性”、“经济学非常迷人”，但我都不太相信。摆在我面前的，是需要花费十年来深入学习的数学，是需要扔掉所有中文书、花费力气学会以更快的速度看的英文教材，是需要完全重装的总是不清不楚的大脑。这是件要大动干戈的劳作，我还没开始，而且，除了有一点点的信心外，我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