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你还活着，这概率不低，但也不是必然。

2010年12月31日，下午过去一半，窗外晴朗干燥，大树遮去大部分太阳光线，相对湿度在25%到60%之间，一股冷空气据说将会到来。就一个冬天的下午来说，谈不上糟糕。有些男人准备去把球扔到框里，女人则大多穿戴齐整，认真而不臃肿地对待这个冬天。呆在南方，冬天总是温暖，甚至让人略微察觉到希望。当然，希望是无所谓有或无的。

这个下午，你的肉身还在一个人住第四年的小房间里。年末又有轻微感冒，不停喝水，才一天就用完4包维达纸巾。一年到头的跑步和洗冷水，似乎对身体也没有太多好处。此刻窗帘静默，房间阴森，角落里几双鞋磨损严重，所以你仍是每天走路跑步两小时。堆在地板的四五摞书高过小桌子，桌面狼藉，一罐咖啡和一斤茶站着，生锈断角的剪刀躺着，旁边是早就发钝的剃须刀。从桌面的灰尘看，是有些日子没擦了，难道你不觉得不舒服？

过去一年的春夏，你融在鼓胀的课业和各种考试中。现实本来只是浅水池，但你水性差，不懂换气，于是一再地呛到。阳明先生说经一蹶者长一智，你却冥顽不灵，大概已过了长智的年纪。春夏结束，你的朋友黄宇湄送了一颗大白兔奶糖吃，你告别了必须写稿的某个身份。春夏起码有好回忆，每天能见到喜欢的人，能有平淡却有意思的对话。这年中秋一过，却只剩下很多的担心和想念。秋冬天气不好，常常小规模萧瑟，整天都在上数学课，时间变得很快很快，整天都在背单词，时间变得很慢很慢。多巴胺一低，只能揭开咖啡罐或买栗子吃。

这一年还略微坚持了文山湖读书小组和经济学文献研讨班，有幸遇到两个特别像老师的老师，而每周最期待的事，不是去听实分析，不是去跑步，不是做高等代数，而是周六晚上花一块钱坐车去看场七八十年代的免费老电影。

2011年12月31日下午的Yii同学，不知道你身在何处，是否一个人住第五年？是否膝盖完好？是否如愿？如果真的在不停生老病死的状态中，又多活了一年，不妨念一段你最喜欢的话：

Every morning was a cheerful invitation to make my life of equal simplicity, and I may say innocence, with Nature herself. I have been as sincere a worshipper of Aurora as the Greeks. I got up early and bathed in the pond; that was a religious exercise, and one of the best things which I did. They say that characters were engraven on the bathing tub of King Tching Thang to this effect: “Renew thyself completely each day; do it again, and again, and forever again.” I can understand that. …

然后，给2012年12月31日下午的Yii同学写信。

没人在夏天的夜里时
我吃了很多次狗屎
却始终没有找到
想送你的樱桃

1、今早九时许，在学校西门见到韦政通先生。韦先生八十多岁，精神矍铄，十分健谈。椰兄说我在读自由主义，韦先生马上就接上话来。聊起殷海光，韦先生说殷海光在台湾是自由主义的传播者，但没有太多发挥，又推荐张佛泉的《自由与人权》，称张佛泉对自由主义学说有理论贡献。

2、韦先生是江苏人，幼时家中富裕，大概也是公子哥一个，二十出头时为了追一护士，坐船赴台湾，以为玩玩就回来。但上船时时局已变，结果一去四十多年。

3、韦先生对学子后生很好。但据说有学生声称自己家贫，韦先生给了一千美元，结果没过多久再次索要，大概是骗子一个。

4、今早在文山湖湖心亭，韦先生与学生聊天，站了两个多小时，兴致高，谈性也浓。周围学生路过，或者家长带小孩游湖，也纷纷好奇停下旁听。我们在旁毕恭毕敬，也感叹深大何时有此景。王立新老师说这是思想家在湖畔，韦先生马上又接话，聊起苏格拉底在大街上拉人聊天的八卦。

5、明天（四月二十六日），韦政通先生在校内有一讲座，题为《感恩与怀念——影响我一生的几位师友——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殷海光》。我将抱着听八卦的心态逃课听讲座。有点难受的是，丁学良老师也在同一时间开讲座……

附：
写韦先生的两篇文章：http://is.gd/bHj5p、http://orz.se/AJR
韦先生的豆瓣小组：http://www.douban.com/group/196087/

在大学一年级时，你必须面对的一个东西是自我介绍。我的同学说那段时光的一个回忆就是没完没了的自我介绍，一天三介。有的人很矜持，单道姓名，籍贯。有的人很华丽，介绍名字时会把名字的每个字都组个词，然后连成一首诗；或者将自己的名字通过谐音、象形、释义进行一番奢华的阐述，其中用典、通感、起形无所不用其极，单用比喻、拟人、排比这种简单的修辞手法还怕贻笑方家；更有才华横着溢者，一上台就用自己的名字把画作，当歌唱……只有那个时候，我们会意识到中文比英文更好发挥，意识到名字的重要。

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有的人会提自己的兴趣。他们会喜欢体育、音乐、电影、舞蹈、旅行、摄影、逛街，收藏，英语……每次当我想讲自己的兴趣的时候，我就说不出来。我听过一个词叫“玩物丧志”，我觉得这很好，当一个人玩物玩到丧志了，那个物也成了他的志了。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物”，我的志也依然不清晰。

我没有什么特别强烈持久的兴趣的。我曾经画过画，但我不再有铅笔了；曾经下过围棋，但摆棋谱太闷；曾经有个吉他、但断了弦不再续；曾经有个口琴，但惹满灰不再拭；曾经有两副鼓槌，但再也找不到。我曾经每天很早起地跑步，但不再早起也不再跑步。我买了许多的书，至少比我知道的任何一个同学的书架上都多，但已经是偶尔有人跟我借书的时候我才抽出一本。我不听音乐，因为很吵；也不看电影，因为很长。每一天我都有作业要做，我总觉得多做无益，但我还是抄了上交；每一天我都有一些课要听，我觉得多听无益，但我还是把我的躯体放在教室中。大学的百分之八十的课程让我觉得我必须退学，不然对不起我的内心，但是我的内心又有多少重量。小丑很多，蹦蹦跳跳。这样的话我一再地说，说多了就觉得索然无味。

书架上有本《镜与世俗神话》，是少数从家中带来的书，电影之复杂便是这本影片精析的书带给我的，后来戴锦华老师过来学校做讲座，感谢汝茵安排，有幸做了个关于她的采访，事先准备的问题大都完成，整理完我的M600i里的录音之后我决定以后一定要少用录音，一仗着有录音放在那里我便无比拖延。

戴老师很个子高，据说上学时是班里最高的，说起话迅速，思路特别清晰，汝茵做的讲座策划里是这样说的：“她恐怕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每次上课教室里总是人满为患。她恐怕是北大最有个性的女老师之一，从不用讲稿和PPT，总是指间夹着香烟，在课间回答同学们五花八门的提问。她坚定地主张反省和检讨中国的现代性及现代性话语的扩张过程。她说自己处在中心的边缘、边缘的中心；她说既然生在这个时代，就不要惧怕陷落，只要在陷落的地方站起，继续前进——她，就是独一无二的戴锦华。”那天晚上讲的“中国电影新格局”讲了两个多小时，没有讲稿也没有PPT，这老师要是都能这么讲就好了。

今天早上孔庆东也过来开讲座，一看天色不好，我也就懒得出去了，躲在宿舍看心理学，我要知道，我拖拉成性到底是因为什么。

为什么您开始会选择电影？

戴：这个非常偶然。我当时选择工作时想教书，但是国家当时是分配制度，所以没得选，就去了电影学院，但是后来发现是很大的运气，在看到了很多好的电影之后，也就真爱上了电影。在这之前，我喜欢很多的文学样式，但就是不喜欢电影，因为我觉得电影很俗，但是后来接触到真正好的电影，才发现好的电影和任何优秀的艺术成果一样，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的精神处境。

你也说您本来想教书，现在您也在北大为学生讲课，那您是怎样看待自己这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的角色？

戴：坦率地说，我一向坚持认为教书是要全力以赴做的，但我并不认为老师真能育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在社会成长的，尤其到了大学，到研究生阶段，其实就是你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是你自我教育的过程，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首先应跟同学在某种平等的层面上，做好自己，做一个可能更有力量的人，让他们看到某些东西，与他们分享某种经验。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分享和思考，当然传授知识也重要，可是我觉得互联网时代，知识的面貌已经被改变了，以前是我知你不知，我就是先生，但现在是你知我也知，甚至是我不知，所以可能有区别的地方就是，我做了哪些思考，我有哪些生命的经验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是担不起那样一个（传道授业解惑）先生的角色，我只能尽力做好一个思考者式老师，一个努力跟大家分享知识的更好的老师。

其实像讲课，包括你的讲座，算是一种文化传播，你怎样看待你在这个文化的传播中扮演的角色？

戴：我其实觉得，我就是把自己思考的东西与大家分享，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一个多种多样的声音。我希望能发出我自己的声音，希望能和主流声音有所区别。

电影和电视剧在各个意义上有什么区别？

戴：电影是影院艺术，观影条件的不同造成它某种意义上和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说盗版DVD，一方面功不可没，它普及了电影文化，给我们看到多元的东西，但另一个方面，他造成一种错觉，你以为你看过DVD你就看过电影了，其实你没有看过，等你有机会看大荧幕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感受。然而现在张艺谋这批大片的问题就是让我们以为电影就是这样的大制作大奇观。其实不是，就是在影院中你跟许多人坐在一起看影片的那种状态和大荧幕上那种视听效应的互动关系，你只有在影院中才能体会到。再好的家庭影院也不能让你获得这种效果，所以基耶斯洛夫斯基说，在电影中表达一次的东西在电视剧中要表达三次。因为在看电视剧是你是一个日常生活状态，你是一个不停被打扰的状态，电影院则不是，那个连续的观影效果时的你接受信息的状态完全不同。

很多大学生都喜欢看电影，但大都是看完就忘了，您给我们的讲座能带给我们、改变我们看电影的一些方式吗？

戴：我是觉得电影本来是个一次过的东西，大家都是看完就过了，可是它对你的影响其实是不会过去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两件特别简单的事情，一件是你看到的未必是你真正看到的，另外一件是我们能用一个更为批判思考的眼光去看电影，这样呢，就是说，是我们在看电影，不是电影在看我们，就是怎么找到我们的主体位置。

其实国内国外有好多电影，但现在大众追求的都比较单一，比如说都看周星驰，你是怎样看这个现象？

戴：这样说吧，我觉得如果一个社会，大家都只看一种电影，问题也不小，比如你说的都看周星驰电影，只欣赏无厘头。因为周星驰在他的年代是一种反抗的姿态，但现在是呼应了全球这种无所作为、玩世不恭的状态，就是“so what”，“那又怎么样”，变成整个社会似乎都消极面对这个世界。

那您研究了这么久的电影，电影还能带给您新鲜的冲击吗？在《镜与世俗神话》里你说很多电影都是你上课时看了很多次，分析了很多次，那么看了那么多次，还有新的感觉吗？

戴：不是所有电影都值得看那么久。我也看玩笑说，我这是反电影的电影研究法，因为电影就是一次过的东西。但是我工作不一样，我是要把它拆开说，在电影院里，它震撼我们的是什么，感动我们的是什么。返回来去追述说它的怎么实现的，这背后的思考是什么。所以我还是有太多的好电影是值得隔一段时间再重看的，有些不同的感受。还是确实有许多电影像经典的著作，对我说还有一种经典是你20岁看、30岁看、40岁看都有不同的感受，当你整个思考认识一样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你当时不一样的、或者说不明白的东西。

那一开始是怎样进入这个从感性的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这样一种阶段？

戴：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法，一部电影你很喜欢，过一段时间再看，你不要抱着电影看一眼就完了的态度，因为早在60年代时电影已经和取得和其它艺术平起平坐的这样一种位置。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方法，一部电影感动了你，你再去看。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大量地看，看到一定数量时，你就有一个不一样的观看与接受电影的状态。这时候你反过来再看，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筛选机制了，你看过以后。其实坦率地说还是垃圾多，从垃圾中你淘宝。
不同的电影对你展示的不只是电影，你真的更多的了解社会、生命。

那您现在怎么筛选，是边看边选还是通过什么渠道呢？

戴：这在我是一个变化，过去我是大量地看，都吞进去吐出来。现在呢，我比较倾向通过口碑，通过检索一些资料，从中作初步筛选，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自己筛选。今晚我也想讲，有那样一些电影，他们不光制作成本高，而且宣传广告也多，所以你最后其实是被广告吸引。你觉得不看你就错过了什么，但其实你可能什么也没有错过。有很多许多很好的电影，它可能没有这种方式去投广告，于是你不知道你错过了。我两次做电影节的评委两次我都给了我处女作，这次在科隆做评委，也是给了处女作作品，拍得非常好，好到你不敢相信，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是完美的，在艺术上，思想上，在对世界这种很独特的角度上，像这种东西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到，但又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去寻求更多的这样一种传播渠道，而不是受到铺天盖地的广告的影响。

那我们怎么改变这种单一现象。

戴：我是觉得我们不是那么有力量。管理层是一个大问题，电影人是一个问题，但我们也能做一些东西。像我们知道有些内容肯定是垃圾，那我们就应该去抵制。而有些东西我们可以选择去支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普遍的共识，我觉得我们也不是那么没力量。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支持这些比较有新意的比较有趣的的东西、年轻人的作品，能够与大家见面。尤其是我觉得像现在高校有这么多社团、俱乐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其实现在世界的电影最大的观众群体就是青少年，这是最有力量、最有发言权的群体。

您是怎样看待中国电影和好莱坞电影的？

戴：好莱坞是全球强势，支持好莱坞的不只是好莱坞电影工业，还是美国帝国。在艺术上，我不会很高的评价好莱坞，因为它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商品生产套路。我觉得，艺术它应该是有一个原创的、独特的、评判的功能，应该是打开我们的视野，而不是一味地让我们满足沉迷在现有的状态之中。那中国电影，其实正在经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契机，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捉住这个契机，能不能够真正把它变成一个机会，这个是我们所有人的事情，不是电影人的事。

中国电影，许多内容上很敏感的东西都受到打压，你觉得中国电影在这方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戴：中国电影在这方面的问题是人尽皆知，无需去讨论，中国电影无疑在等待着一个更健全的好的管理、生产机制，包括是否应该有更健全的电影审查法律，这些我是觉得是大家应该共同去努力的。

那你觉得像美国、香港这种电影分级制度是否适合中国。

戴：一说到这个问题我就特别矛盾，因为我根本不喜欢电影审查、分级这个东西，我认为审查行为是一种文化暴力，它其实不外乎是把一种暴力的管制技术官僚化。 但是另一个方面，如果处于某种荒诞的，一种无迹可寻的状态时候，那么某种电影审查制度也是一种进步吧。

但假如不审查的话，电影中会不会确实有些内容对观众有不好的影响。

戴：这要分两个层面来说，一个层面上，我觉得谁也没有权利判断说什么东西是把人带坏，从严格意义上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人带坏。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暴力色情的电影，那么有问题的是这个时代。如果大家都去看暴力色情的电影，那么这个社会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站在这个高度说，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对青少年不好、对大学生不好，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暴力。
从另一个层面说，今天整个社会这个大众文化工业确实有问题。它把暴力色情慢慢形成一个商业化的卖点。谁不都会希望暴力施加在自己身上，但是你怎么会这么热衷去观赏暴力的情景，这本身是今天要追问的一个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荒诞的说法，我们说这个东西是不健康的，要通过审查来控制，我觉得即使审查制度制约了这种现象也是治标不治本。

夜里我的宿舍总是冷冷清清的，窗口外那棵春天掉叶的大树默默无语，对楼的宿舍灯火通明，我在窗口站了一下，转身将整一天的课本从书包里掏出来，这里面有人大版的高数、多恩布什的宏观经济学和笔记、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册。还有未完成的高数作业，我想。

拧开了台灯，我看到书架上满满当当的书，新买的四卷红色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勾引着我早点上床将它们消费完，可是我却没有任何的欲望，同一层的宿舍有人在打羽毛球，有人在唱Beyond，有人在我门口大声地讲电话……

在很多个这样的诡异的夜里，我总是会想起我的姐姐林葭，虽然如今我们相隔甚远，在两座冷漠的城市里各自吃着饭、淋着雨。林葭偶尔会对我不在广州表示遗憾，“如果你在广州，我们周二就能去看霸王别姬了..”。“是纪念张国荣的”，她又说。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不敢说话，虽然其实也没什么。

我之所以那么频繁地提到林葭，是因为她确实成为我在短暂的二十年生命里见到的最不可捉摸、最深蓝闪烁、最优秀纤长的人，她在困难时都保有幽默，在获得荣誉时又默默不语，她教会我怎样认女孩和女人，她教我使用的每一个形容词、动词、名词都粘着她的气息。很多次我都这样跟人讲起：在我高一的时候，有个高三的姐姐…

我的姐姐林葭是个细碎的人，她总能对她回忆中每件事物都深怀情感，你看她写的早餐、粥，看她坐了一趟船后想到的，看她大规模讲述她的梦想，再看她随便说点什么，字里行间是一口接连不断的浩瀚而清淡的空气，情绪会粘在你身上，你且用力挥，怕也摆脱不去。

我的姐姐林葭是个让人满足的人，她没带我吃完我们饶平的东西，也从未带我去逛一下广州的小街，但我看着却觉得很欣喜。

我的姐姐林葭是个有才华的人，当年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就经常默默地背诵这样的一段话：“那个夏天的早晨，雾还没有完全散去，笼罩在黄岗河上，河里的水浮莲已经开出紫色的花，可是没有人有心情欣赏这样的景色。那年的饶平，出现了一对连体婴，还有几个大头婴，假烟案闹到了中央电视台，六合彩依旧在肆虐。我们的生活被恐惧包围着。后来，一个叫夏小的人就写了一本书，叫《饶平乱》。不亮就是在这样的早晨走出了这样的饶平的车站，走进了我们的生命。”这样的铺叙笔法虽然后来我也在别的大家处见过类似的，但始终超越不了林葭。范批评称这篇文章好得令人发指，而完颜阿骨打·东方不亮看完这篇文章只能选择离去。而当年那篇《我为什么很少写博客？》也让我在文学的道路上彻底死了心。但即便是这样，我的姐姐林葭仍是对她写过的这些东西不以为然，后来，我在《一个江湖儿女的幸福生活》里看到了为什么。

我的姐姐林葭心里也似乎住着一只鬼，让她常年郁闷，她每天睁开眼睛就开始郁闷，因为是又少了一天。她的蓝天是因古老而发黄的，而她的蓝天又是一张巨大的信纸，常年在一张发黄的巨大的信纸下面，她的日子过得波澜不惊。

我的姐姐林葭总是能把她的情绪带到她目光只所及，古人是触景生情，她却是景因情生，她的情绪总是能强大到能影响周遭的细沙、古旧的楼房、枕水的人家、满树的樱花。

我的姐姐林葭总会为点小波澜感到惊奇，“我的blog忽然有很多人来看，然后我很惊”，她说。她总是轻描淡写地说她想说的，看她想看的，想她想想的。1924年乔治·马洛里说他攀登珠峰是因为“它在那里”，这句话毒害后来许多的中学生，也经常被引用在作文里，甚至作为作文题目，如果让林葭表态她会说：“我管它在哪里”，然后继续凝望她的蓝天。但即使是这样，在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文字时，她已经无意地指出南方都是报了。

我的姐姐林葭，在我深夜想起她来时形象无比清晰。
于是，四月天凉夜厌厌，不似少年时节；无何消遣，唯有忆林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