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I | Yii暂时不热衷blog
秋刀魚の味：凝缓、有味
在翻版映画看电影，有电影院的感觉。今晚放《秋刀魚の味》，在此之前，我未看过一部小津的电影，只知道小津那出名的镜头，只知道小津喜欢在哪里写剧本。我这个伪影迷。 《秋刀魚の味》轻缓有致，诚恳谦卑。老来无伴，女儿出嫁，主题其实清晰简练。但是，主线之外，可以看出战后日本社会变化的许多层面：冒烟的工厂烟囱、美国文化对日本的冲击、丈夫与妻子关系的变化、军人战后的平稳生活、民众对日本战败的看法，等等。我没想到层次如此丰富，但却都是轻轻掠过。 一个运动的镜头都没发现，而对话时又给了那么多特写，但人物表情却分明没有太大变化。哦，当然，镜头都给得极为谦逊，如果镜头中有人，基本都是极低的摄影角度，就像他们见人时总要鞠躬，大概看待他人也是一个仰视或至多平视的角度。 场景的安排大致只有三类：严谨的会社、逼仄的家以及男人们聚会的料理店，其中似乎家和料理店这两个场景出现得最多，在家和料理店的场面转换之间，总会间夹着轻快的音乐，大抵平衡了两个场所带出的不同情绪。 对天气的选取也令人玩味，电影中若有外景，大部分是阴天，但有两幕却见得到阳光，视野开阔，颇为饱满：一幕为道子与三浦在等列车，二人互有好感，又各自心有所思；另一幕则为平山老人决定为女儿道子提亲，步行至友人家中。
我只想澄清几件事：第一，这出戏很烂，不是我的错！
好了，夜也未深，别走神，就让我们从我的那个闹钟开始说吧。最开始，他是用来吵醒我的。每天晚上我得拧紧他的发条，然后他就扑哧扑哧地走起来，走得特别欢快，一秒至少能走三下，而且每一下都能发出声响，这让我觉得它十分紧迫，可是它是一只闹钟，告诉我时间几何以及在清晨吵醒我的闹钟，它没有必要紧迫，倘若真的紧迫，那么它是在提醒我紧迫。 是的，我也很紧迫，我已经二十一了，在哪个小说里……嗯，在《黄金时代》里，下乡的知识青年王二也是二十一岁，他觉得他自己是在被锤，同他相比，我觉得我十分幸运，这体现在周围多了一点理性，但在自己的精神层面，我却觉得窘境依旧。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们响应着领袖的号召，到乡下去，离开书本，离开家人，生活开他们的玩笑，体会到幻灭的多于体会到劳动的精髓的，实际上，下乡并不是纯粹的劳动，在那样的年代里，他们需要处理更多的人际关系以及自身精神上的难以接受。他们不是梭罗，乡下不是瓦尔登湖。我一直相信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们会有一些特别的渴望，例如，渴望书本，渴望干一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想干的事，这样的渴望，其实我特别有感触。 在我比现在小的时候，我同样有着类似的渴望。老实说，我的情况与知青们不能同日而语，特别是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的父母尽力地提供着我所能享受的物质，我的父亲，他喜欢说在我们的家乡能吃到最新鲜的海鲜，而在其他城市里是不能够的，他还喜欢说，买衣服，就要买质量好的，能穿十几年的，因此他买的衣服在我和妈妈看来都挺昂贵的。我是说，至少在吃和穿方面，我是绝对的舒服。可是我还是有一些渴望，尽管现在想来比较虚无缥缈，但我说出来应该还是有把握的，那就是，改变。 改变每一天的日出日落，改变每一天的时间流动，改变每一天一成不变的现状，改变每一天无所事事的苦闷，改变每一天见到同样的人和同样的事，改变每一天醒来的状态，改变旧的世界观，重新觉得世界有另外的可能性，然后敢于去改变他们。 当时我的渴望跟后来美利坚国那个黑皮肤人说的其实差不多，“Change, we need, we can!”，那个黑色人跟许多的人这样说，于是直接导致这些人选举他为第四十四届美国总统。我在想，让那些美利坚国的人相信这个说法的，除了总统的修辞富有感染力之外，还应当是这个说法与他们内心的某根弦发生了共振，这根弦在我心里同样拥有，在很多个无法睡着的晚上，它自己会震动开来，发出喧哗与骚动，让我心痒难耐，让我觉得我不应该再按捺。我应该马上起身，摊开纸笔，写一篇小说或填一曲词；我应该拿起吉他吹起口琴唱一首迪伦的歌；我应该推翻身上的大山，翻身成为自己的主人；我应该去看看大山，让浩然之气从我脚底涌起；我应该去看看极地，让冰天雪地使我惊讶；我应该掘出石油、应该结出果实、应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每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觉得我浑身发热，我觉得压在我身上厚重的棉被应该被掀开、掀开、掀开、掀开…… 可是你知道，我没有掀开，就像那首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没有救世主、神仙、皇帝把它掀开，而我，也没有掀开，我只是想着想着想着，冬天的晚上很冷，让人无法拒绝，我躺在舒服的被窝里，睡着了，醒来了，睡着了，醒来了。 白天，我重复地背诵着古旧的知识，它们其实只配成为材料。对于古希腊人来说，知识起码是有趣的，穿着大袍子的老人们争执得面红耳赤，在那幅油画里，所有人都让知识激荡得容光焕发，可是在现实里，没有这样的情景不得不说让人感到遗憾。 白天，我不愿意思考。倘若我没有记错，小波曾极大地赞赏对思维这件事，他大声地说智慧本身是好的，追寻智慧的道路有很多人在走着，他为此感到很开心。这个愣头青，他除了自己穷思考得很快乐之外，看到别人也在思考，他就会乐呵呵地傻笑。我暗自想像这个情形的时候，其实心中充满了苦闷，我无法体会到这种快乐，至今学不会思考。其实，我周围有着那么多的人，他们又是否学会了思考，倘若你认识我，拜托你走过来，摇摇我的脑袋，对我说，我们一起思考吧，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我其实首先无法改变自己，无法容光焕发，而我的周围也只是些打麻将的、斗地主的、购物的、吃狗肉的、打游戏的、看电影的。 白天，我还花很多的时间在看电影上，关于这件事，我又再次想起小波举过的那个例子：看了三百多遍《天鹅湖》的美国外交官。在我看电影这件事上，我其实经历看到光影声色、剧情跌宕到看到戏里的场景变换、物理移动到最后发现电影其实与我的生活相仿，其实就是重复演绎的物质存在状态而已。我觉得我看到的不是艺术到科学再到哲学的过程，而是一种逃避罢了。在一个假期的白天里，连续看上几个小时的电影，让我觉得我是在自愿接受洗脑，像《发条橙》里的艾力斯一样，我自己撑开自己的眼皮接受洗脑，然后脑子越洗越白越洗越白，洗不出金子，只是洗成了一个白痴。 其实很多个这样的晚上，我都对自己的无力感到凄惨，这绝不是顾影自怜，而是一种对一个无法远离海洛因的瘾君子的怜悯罢了，你对一个家徒四壁、众叛亲离、骨瘦如柴、形容枯槁的人会有怎样的看客心理？别惊讶，这是我的精神状态幻化而成的。 古代中国人爱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又爱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唯有外力使得你家园损毁、颠沛流离，你才会干出一些在你安适时不会干的有力量的事。我年轻时候听过一些类似闻鸡起舞的故事，也知道伟大领袖在大冬天依然用冷水冲凉。我在想，这是否是一种摆脱现状的办法。 夜深了，让我们选择一种结束的方式。 我是这样选择的：给这部电影打上五颗星。 ====== ps:题目是莱奥纳多的一句台词。
荔园里的电影传播
放映往事：被电影改变的日子 电影结束了，窄小的放映室回归漆黑，空气中仍弥漫着电影渗出的伤感气息，微弱的掌声不知道从哪里传出，而后便持久地充斥了整间放映室，这掌声让放映者王孟圆感到喜悦。其实这天晚上放映费穆的《小城之春》的决定，在王孟圆看来是冒险的，尽管他热爱这部摄于1948年的黑白老电影，但也担心会引来观众的冷淡反应，好在电影一结束他便知道，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是深大02届毕业生王孟圆关于“翻版映画”的往事，十年以后，回忆起这一切，他认为放映电影的那些日子改变了他。1999，深大94届毕业生、著名文化人欧宁在广深两地创办电影团体缘影会，放映独立电影和西方艺术电影，定期进行关于电影文化的研讨、交流和刊物出版。长久以来，电影资源都对大众屏蔽，许多国外电影的片源只能在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国电影资料馆之类场所才可见到，供专业人员学习研究，在早期VCD年代，坊间流传的盗版碟还开始没有泛滥时，类似缘影会的观影俱乐部在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等各大城市开始兴起，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热衷于放映西方艺术电影和国内的独立电影，并由此培养了大量艺术电影爱好者。 1998年，缘影会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的地下报告厅放映了《小武》，影评人王樽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说：“我去时电影已开始，确切地说放的是录像投影。小小的银幕上就见一个形容萎靡的小镇青年在街上荡来荡去，这就是电影江湖上名闻遐迩的《小武》。录像实在是粗糙，且时有断续，小小的报告厅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空调未开，燥热而憋闷。但那电影仍然令人惊讶和欣喜。”同样的，深大学生王孟圆和欧强（欧宁之弟）也在缘影会的放映中邂逅了众多西方艺术电影，看到了诸如《小武》之类的国内地下独立电影。他们在缘影会处借到部分电影的VCD，回校后这些珍贵的片源在宿舍海桐斋里迅速小规模传播。“当时连翻版碟也很少”，王孟圆说，“光是我们一点人看到这些电影太可惜，就很想找地方来放映。”恰好学校图书馆四楼（现机房别间）有着这样一间小放映室，顺利谈下场地后，“翻版映画”，这个名字略带自嘲的团体便成立了。关于荔园的电影传播，这是早期的记忆之一。 王孟圆与欧强两人开始操办起小册子，他们期待能推广非主流艺术影片，形成影磁场，低调地宣传，靠口耳相传维持着团体的小众。观影团体的小众并不是特意为之，除了放映场地窄小的现实原因外，喜爱这类电影的人也始终没有大规模地增加。“有时候整个晚上只有四、五个人，有时放映室也坐得满满的……那些印象是很美好的，刚进大学，那些电影质量非常好，开阔了我的眼界”。03届毕业生刘敬文回忆起当年观看这些电影，除了“观看《小武》时还有点偷偷摸摸”之类的观影情景，他依然记得某些电影的内容和细节，“看完有许多东西沉淀，而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反倒不记得了”。 2000年，那是网络方兴未艾的年代，《英雄》式的国产大片还未面世，影迷们所能接触到的更多元的电影的渠道有限。市面上翻版碟开始多起来，但要找到喜欢的，却仍不容易。“翻版映画”初期借来的碟很快便放映完了，为了继续放映，王孟圆开始了淘碟生涯。做了大量关于电影的功课后，他开始了对艺术电影的搜购。当时华强北的地摊、碟市鱼龙混杂，他在那里碰运气。“就跟钓鱼一样”，有时候淘一张碟就花了三、四个小时。 深圳的碟市淘完了，他开始往香港跑。在湾仔，香港著名影评家舒琪开了“壹角度”的书店，主要卖各类电影书和一些从台湾引进的西方艺术电影的原版VCD或盗版录像带，早期缘影会的片源大部分也从此搜购而得。王孟圆在此认识了店主舒琪，见到了许多电影书，参与同好们的电影讨论，购买“昂贵”的VCD。他甚至将自己带玩票性质拍摄的电影放映给舒琪看。 此前，随着在放映“翻版映画”时与电影的频繁接触，王孟圆由着兴趣又拍起电影，从观影活动成长为影像制造者，他在电影的放映中找到了热爱电影的理由。这部“ 青春追忆式”的影片在图书馆的放映室里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映”，“翻版映画”的常客很自然地喜欢这部“自己人”的电影，并向他表示祝贺。后来，在“壹角度 ”放映室里的放映，又使他获得专业电影人的鼓励，他知道他已经被这种艺术形式捉住了——影像的表达，可以媲美书写。 观影情境：不同团体的不同内涵 多年以后，本科是英语系的王孟圆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了。在导演系，他师从侯克明、田壮壮，学习拍电影，而考到北影原因是“翻版映画”的那些电影，让他“认清了人生的方向”。他已经有了六千多张影碟，与一群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在一起，寻找片源变得简单了，满大街的DVD触手可及，也失去了淘碟趣味。网络冲击着现实，学生们热衷于通过BT和P2P方式下载电影，在笔记本电脑或PSP上观看，满足然后遗忘。而在王孟圆的母校深大，为数不少的学生组织还在继续放映着电影。 每一周，学生团体“周末影院”和“汇影世纪”，都会分别在师院A103和学生活动中心的影视报告厅进行电影放映。“汇影世纪”还尝试了几次石头坞广场的露天放映，他们有时也跟影院合作，以较低的价格包下一个影场方便校内学生观看，而由于能去影院拷贝，宣传猛烈的新上映的影片也可以在校内看到。这是一场丰富娱乐的服务提供，同学们看着宣传海报，带着薯条，追踪着最热门的电影。 学生会信息部则会选择在重大的节庆日，类似“五一”、“十一”以及新年的时候在演会中心放映剧情丰富、符合大众口味的电影，不设门票，不限人数，不限年纪，不限身份。滞留在荔园里的人，从学生到老师，从饭堂阿姨到环卫工人都会去受到电影的吸引。银幕前的世界其实无分彼此，像在电影《天堂电影院》中，劳累一天的人们将影院坐得满满当当，全神贯注，为一句对白而一起发笑，为一个画面而一起伤感，让彼此的时间一起流淌。 对电影的喜好和执着同样体现在课室里。文学院的老师郑虹已经连续开了几个学期的世界艺术电影课，坚持观看同学由此得到了“电影启蒙”，甚至称之为“在深大最大的收获”。在连续的几个学期以评讲加放映电影的上课形式后，授课者开始更换方法，不再“讲解”，改为自愿形式的电影沙龙，任学生将影像作为理解的基点。 每个周五的晚上，教学楼A102教室是这些热爱着艺术片的同学的乐园，教室空旷，群体小众，但郑虹却为这些真正爱好电影并沉淀下来的“顽固分子”而感动。在通知预备放映的长达七个小时的电影《撒旦探戈》时，她对有课的同学的建议是为此临时“逃”一下课，“别错过这一难得的观影机会”。 在坚持这场艺术电影的传播中，她希望的是观影的同学“更多地去感受一些人文的东西，感受激情”且互相间能有更多的交流，遗憾的是，这样的“气场”尚未产生，氛围依然缺乏，学生们有着相同的爱好，但对彼此的交流讨论却表现冷淡，作为“顽固分子”之一的06级学生宋岸林对此的解释是，“现在的小孩都如此”。在她看来，大部分的学生都懒于表达与自己切身无关的想法，尽管如此，私下里，宋岸林也乐于向新认识的朋友介绍这样一个场所，并对郑老师赞赏有佳。观影者在成长，他们的感受逐日灵敏丰富。正如郑虹所说，“深邃的诗意的影像，是引领我们得以走向“别处”的通道之一，籍此弥补现实的不幸，能获得滋润，沉淀出安宁、平和、坚定、大度的动人气质。” “地下党”集会：电影多元化的民间力量 “不管时代如何进步，不管下个十年DVD的介质如何升级，小范围的观影活动将来还会一直存在”，创办缘影会的欧宁在一次访谈里如此回答。同样的，导演贾樟柯也表示过，只要有一个讨论机制，民间观影组织也不会因为观影渠道多而失去吸引力。在主流的影院和影碟传播之外，互联网、盗版碟和民间观影团体一直是多元化的电影传播里不可缺少的力量。事实上，随着网络的兴起和盗版音像的蓬勃，许多民间观影团体已经不仅止步于普及西方经典艺术电影，而是更多地掺入电影文化资讯、圈子交流、国内的独立影像探索以及独立电影的制作。缘影会在成立几年后，也转向创作和制作，拍摄了实验纪录片《三元里》参加第50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随后发展成本地电影作者和录像艺术家的互助组织。尽管后来由于合法性问题，缘影会的存在空间越来越小，但越来越多类似的民间观影团体还是在不断出现。导演、制片人等角色从观众中产生，活跃了电影文化生态，也焕发了电影的另一种生命力。 执着纯粹地坚持着白日梦式的艺术影像的团体是少数，却不丢失；十年的“翻版映画”依然存在，却显艰难。王孟圆毕业后，获得片源从其他渠道也逐渐减少，从第二任负责人何健宁（此人毕业后赴香港浸会大学学习电影）到现在，人事变幻，图书馆的放映机早已损坏，别室另作他用，斗室中的观影变得奢侈，每周的固定放映只能变更着在各个教室进行。“就像游击战一样”，此刻负责放映的文学院06级学生曾泓说。她对申请教室的琐事感到疲惫，教室资源的紧张使得放映也变得难以为继。曾泓同她的先行者一样，一个人负责“翻版”的放映，“我现在大三，还能折腾到大四”，找到同样热爱电影的人做放映工作略显困难，但她似乎并不慌张。 网络影院的作用使电影在今天变得唾手可得，大量充满视觉奇观的电影雷同、“不及物”且难以铭记，赢得了资本却掏空了内涵。2008年五月，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做客荔园大讲堂时，指出大学生们对于流行电影的单一状态并不是无所作为，作为观众，反抗资本逻辑时便是懂得拒绝和支持。事实上，除了国外的艺术电影，对于某些国内独立制作的小成本电影，“翻版映画”也尽量寻找着片源。 郑虹和“翻版映画”们是在传播更为丰富、多元的景观，坚持着“作为影院艺术的电影必须在一个空间里看，才有一种梦境感”的放映。这些传播最初只是一次分享，一场聚会，观影的人趣味相投，陌生的也能变得心照不宣，电影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研二的陈椰仍记得准备考研时，翻累了书就到放映室里看一下电影的过往，观众里有人将观影称为“地下党集会”，网络上有着他们逐渐多起来的对于电影的讨论。 “它曾经带给大家一些东西，现在能看到电影的各种途径太方便，这个放映假如难以持续，也就顺其自然吧”，王孟圆在离放映往事很远的某个晚上这样说。如今的A102教室也结束了两年半的西方艺术电影的放映，尽管可能不再有这样的艺术电影课程，但郑虹仍是意味深长地在博客上道出可能的未来，“一旦进入这道门，凭藉你自己灵性的指引，所有的光影魅惑以及精神力量必会徐徐不断撞击而来。”客观条件或许越来越来越不适宜，文化的消费也越来越迅速，但观影作为既社会化又私人化的群体兴趣，依然有着自身的精神面貌，或许，这种兴趣的生命力，仍将使得这场传播持久不息。 ===== 更改完，材料来自一手、二手、三手、四手、千手观音，虽然放在这里没人看到，但还是烦请偶然看到的又发现错误的提醒一声。如果对某些人的描写失真，我感到抱歉。
写不完
我去睡觉了。事实上，我并不乐于写字的过程，或许是我还未入门。太拿捏了就写得慢，一个晚上就写一段，因为版面的关系又不能大力地用字，写到两千字才写了这篇稿子的第一部分…穷删了还是有一千。 报纸比杂志好的地方是，篇幅可以不那么长，但材料太多了就很痛苦。要考试了，我感到心凉，还有稿子没写完就更心凉了，眼见我党都已经开完了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我还是面对这堆材料没把稿子写完。
2008年的十二部电影
2008年末，不想再看电影，以贝拉·塔尔极端恐怖的长达七个小时的《撒旦探戈》收官，足够我不停反刍和厌恶屏幕了。以前我总降低姿态，蔑视文艺，但是我忽然觉得，文艺到底又何妨，所以小谷穗很坦然地说自己文艺说得挺好，当然我是文艺不起来了，我仍在看好莱坞并且觉得挺好。翻一下豆瓣的记录，tag了2008的居然还有53部，当然有几部是日剧，平均下来也接近一个星期一部了，我在干吗？ 奥斯卡季前将几部电影看完，等着《血色将至》的好消息，这部史诗式的美国梦魇至今还能让人感受到黑色沉抑，丹尼尔燃烧起来的石油和癫狂的神父，跟石油一样黑，跟石油一样稠，酣畅淋漓。当然结果是《老无所依》，没办法，只能补偿式地再看一次《血色将至》。 2008年杜琪峰同志又奉上了两部迷人的……小品。真正的铁三角下的《神探》，割下了自己的耳朵，让迷杜的人看完不停地算算算，谁捡了谁的枪，谁又捡了谁的枪。我算不出来，绕晕了，只能想，毕竟自己不纯粹，心中的鬼太多，让陈佳彬来瞧一瞧的话，我心中的鬼怕会吓他一跳。《文雀》很遗憾看的又是阉割版，据说一段极为精彩的偷扒细节没有见到，事后心气不顺，好在整部片子多了老杜不常有的暧昧至极的暧昧，有人说《文雀》是杜琪峰写给香港的一封情书，怕也是如此了。 印象深刻还有三部略带邪气的电影：《金刚不坏》、《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和《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金刚不坏》的昆汀绝对是最对胃口的，那么低俗，那么残暴，坏透骨的对白，酷到底的配乐，那些音乐是天生为昆汀的电影而生还是昆汀天生就得把它们跟影像揉卷在一起？最最最酷的，是变态杂技人死麦克驾着那辆炫到极点的特技车，以200公里的时速撞向坐着四个活生生的妙龄女郎的汽车，除了昆汀，谁会拍出这样的场面，谁会那样连续四遍地刻画美女们的撞车镜头：好端端的躯体身首异处；血血血；手啊，八只手；脚啊，八只脚；头啊，扁了飞了散了转了爆了，剩下一只还没粉碎的眼球一动不动地看着你…… 《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这部捷克电影让人越看越好笑，也越看越辛酸，我tag了喜剧片是不严肃的，但我什么时候严肃过，我喜欢里面的镜子，在姑娘的肚皮洒满鲜花，还有漫天高抛的钱币，说不尽的二战和穷不尽的视角。 《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一个场景，全部的对白，又不是老徐的《梦想照进现实》，我觉得这就是讲故事的方法。听到一件似乎合乎逻辑的荒诞的事，是我从小就喜欢的，我总是很开心在我还很容易地相信这个世界是未知时看到了蒲松龄和卫斯理的故事，相信这些总没有坏处，有人相信星座，有人相信天堂，我就宁愿相信世界和自然从来都是不怀好意的。 当然还有我不想说的《天堂电影院》。2008年秋天的时候，跟着小谷穗，我开始关心起荔园里放电影的小团体。放电影不是件多难的技术话，学校里有的是投影屏，那是老师们怠慢讲课，抹杀叙述艺术的帮凶，一整节课的PPT，满个屏幕的字，照着字宣读，牵着众人的鼻子讲课，哼。放电影的那么多，有意思的那么少，天堂电影院娱乐了民众，也成长了小多多；通过采访，我最终了解到的是荔园里小小的团体“翻版映画”，也是一种缘分，即便我没有看过任何一次“翻版”所放的电影。我着迷的是在看电影这件事还不像今天这样简单地BT和EMULE加上人手一部的电脑、MP4、PSP就能完成的时候，有些人能给接触不到电影的人放些翻版的VCD，小众的艺术片。通过在学校的放映电影，创办“翻版”的人能够开始自己拍电影、千辛万苦地淘碟、舍弃本科的专业去学电影，找到自己所喜欢的事情，这样的事多么难得。 还有让我爱上英国英语的《两杆大烟枪》、《偷蒙拐抢》和《猜火车》，其实以前看过的《发条橙》、《僵尸肖恩》、《超市夜未眠》等已经让人觉得英国口音的迷人了，但这三部电影不一样：《两杆大烟枪》里四个混混的伦敦英文口音、《头蒙拐骗》的皮特的吉普赛英文口音、《猜火车》里伊万的苏格兰英文口音，真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当然，这些电影也是好电影。 还有这一年里最后看的两部漫长的电影。《美国往事》有着众人传颂的忧伤，看过那么多的黑帮片，总有让人意犹未尽的故事。四个半小时的片长让我一直不敢往下看，我看完感到老时光的不再来，又叹了口长长的气，谁料到，转眼我又面临一部七个小时的电影，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不知道电影名，我就进了小谷穗说的小放映厅。 一个镜头要十分钟，风吹草动随它去，我自管我的画面。看电影的人啊，没有情节看剪辑，没有剪辑看构图，看完构图看光影，看完光影看景深，看完景深看景框，看完景框看区域空间、看完区域空间看角度、看完角度看距离关系，终于没得看了，我怕我将从中看出意识形态，于是反过来看控制镜头摄影师到底在干吗，才赫然发现原来摄影机是运动的，惊喜自己的发现三分钟后，发现画面里地还是那块地，风还是那阵风，狗还是那条狗，人还是一动不动，转过头去看到小谷穗也一动不动地凝神观看，我想说的是动一下好吗？ “电影是影院艺术，观影条件的不同造成它某种意义上和本质的区别，等你有机会看大荧幕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感受。”采访戴锦华老师的时候她大概这样说了，《撒旦探戈》让我发现了生活里真正的漫长。看电影的时候让我想起高一上课时我读着《百年孤独》的光景，它们这么相像。 最后，像这场电影，漫长的2008年，似乎已经结束了。
上帝所安魂的
32年后，老朽的意大利人萨利埃里不得不在他维也纳宽阔昏暗的府邸里日夜受尽良心的折磨，他在历史上对莫扎特模糊的敌意使得后世的杜撰家们为了戏剧的冲突安排他谋杀了莫扎特，然后，导演米洛斯•福曼将故事搬上了荧幕，而我们后来理解莫扎特部分人生时就有了电影《莫扎特传》（即《Amadeus》）。 在这部电影里，莫扎特成了我心中的一个梦魇。前半段是嬉戏与玩乐，25岁年纪的莫扎特，已经渐渐远离“神通”的称呼，而脱离了萨尔茨堡大主教与父亲的管制，应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之邀来到了音乐之都，这是他的幸运么？或许也不是，古怪的维也纳人总是不屑于国内的天才，他过得并不顺畅，即使他的德文歌剧《后宫诱逃》成功上演了，即便是他的《费加罗的婚礼》使得皇帝取消了剧院里不得奏响芭蕾舞曲的禁令，即便他的才华已让所有欧洲的年轻人惊叹羡慕，他仍是得拮据窘迫又勤奋卖力地作曲以维持生活。此时，他仍能自傲于他的音乐，尖锐爽朗地大笑。 而影片的后半段，当老莫扎特的噩耗从萨尔茨堡传到莫扎特的耳中时，《唐璜》里悲怆低沉的第二幕终曲便突兀且尖锐地响震到了你的心灵，然后便是歌剧中死去的军官在舞台上以歌声钳制着台下的莫扎特。这部莫扎特最黑暗的歌剧让萨利埃里在一贯地嫉妒莫扎特的才能同时也找到了“战胜上帝的方法”，他开始扮演催命符似的黑衣人，向莫扎特索要《安魂曲》、索要他的生命。接下来，电影就变了色调，音乐无比凄迷，维也纳的冬天飘起了雪，镜头里的街道逼仄冰冷，室内的烛光变得光怪陆离，莫扎特的劳累与病痛折腾着他。高潮那一段，躺在了上帝给他的死亡之床上，他创作《安魂曲》的那段影片高潮极大地损耗着观众的精神，生命随音乐渐趋高昂却闪烁明灭，35岁，他没完成第622号作品《安魂曲》便在暴风雨中葬在了维也纳郊区的乱葬岗。 莫扎特是个传奇，就像萨利埃里嫉妒的那样，当他还在玩泥巴的时候，莫扎特已被称为神童，戴着小假发在欧洲巡演并声明鹊起，关于他四岁开始作曲、八岁完成第一部交响乐曲、十岁写下第一部歌剧等轶事已在这个世界上流传了两百多年。但是，年幼的颠沛流离给他带来的名声并没有让他享受到优渥的生活，他在维也纳10年的超乎常人承担的卖命工作也没能让他享受过多的闲适，他不善经营生活，生活给了他无尽的折磨，死前的岁月里，尿毒症缠绕着他，繁重的债务使得他不得不在书信里不停跟朋友说：金钱是最美好的东西。但就是这样的生命，创造出了最温和纯洁的音乐，让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安迪在监狱中不顾一切放起《费加罗的婚礼》里的美妙音乐，因为那里面有穿过铁丝网的灵魂的自由。 莫扎特内心确有大爱，生活对他的欺凌没能摧毁他内心的纯净坚硬，他的音乐毫无机心，剔透无暇，在忙乱的生活最终让人喘不过气来时，莫扎特的音乐就会震荡起来，那些自然流露的清明恬静迷人如拉斐尔的那些圣母像。如他的名字的“Amadeus”的含义般，他确实是上帝所钟爱的，但上帝没有给他全部，他只能用病重的身躯和苦难的生活来承受这来自天堂的才华，只能用不辍的鹅毛笔将脑中喷涌不尽的曲乐写下，所以傅雷说：“他从来不把艺术作为反抗的工具，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与天使般的温柔。” 就是这样，莫扎特给我们最多的，就是流淌在音符中的忍耐与信心。在世界一片兵荒马乱的时候，这种真实的对世界的大爱是我们所必需，我们不会被击垮，汶川大灾，华夏守望，我们都是受难的证人，希望一首耗尽莫扎特精气的《安魂曲》能在抚慰地震中逝去的魂灵。
贝雷帽上的星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那些印着着头像的衣服，因为老狼同学的《麦克》里说：“你总爱穿着那件/印着列侬的衬衫/总是一天一天不厌其烦/举起你的伞…”后来，我渐渐地认清了那些印着头像的人都是谁，会有雷锋、毛主席、列侬、科本、枪与玫瑰的Slash，还有一个人，我一直叫他切。 我想，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理想。 神话总是有开始的地方，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成为革命家，于是《摩托日记》让我们考察切•格瓦拉成为神话的起点：从他1952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朋友骑着诺顿500大力士摩托车出发将文明抛在脑后穿越整个拉丁美洲开始。为了旅行而旅行的目的总是不言自明的，大脑会更灵敏地探测到那些新奇的事，会为抛下的风景而感伤，但每一刻的进入新境界无疑又令人兴奋。从那时开始，他的经历就丰盈到需要马尔克斯声称的用1000年来书写。伟人都有自己的一段旅途，毛泽东年轻时也干过类似的事，骨子里先得埋有一点不安分的对浪漫的追求，有一点凯鲁亚克的浪游感，然后看完了青山绿水，碰触到最底层的那些人，自己已有能力改变一些事但却改变不了全部时，革命这个激动人心的字眼便会在暗处凝望着你，等待着在适当的时机蹦达出来，占据充满热血的年轻人的天空。 切在死去之后确实成为那些年轻人的神话，从阿根廷到古巴再到1967年死在玻利维亚，他身上有着几近神话的特质。当年美国中情局为了毁灭这个偶像的举措却让全世界20世纪60年代本已疯狂的人更加痴狂——中情局公布的那张切的类似耶稣受难图的照片火红了那帮身上有充沛荷尔蒙的年轻人的眼睛，这把火一烧就已经是40年，在今天反全球化和反资本主义运动仍在蓬勃的时候，切依然是这群反叛青年的群体象征，全世界人民想反对什么时就想起切。切的迷人之处在他一直年轻在39岁，他的肖像如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般将被铭记，年轻人就这样把切穿在身上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切是谁、干过什么事。自由主义者和美国从来就不欢迎切这样的革命者、破坏者，他们更喜欢甘地与戈尔巴乔夫，可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切的光环始终在那里没被拆去。 电影里，我们看到年轻的切一开始只是毫无目的地想在路上，一个家境颇好的年轻医学院学生，有着自己的爱情，从小忍受着哮喘的扰乱，他能有多左呢？一切都发生在他的路上，医者的博爱天性让他怜悯那些蒙受身体苦难的拉美大陆同胞，深刻独立的思考让他在路上看到整个拉美的病痛的膏肓所在，魔幻的拉美传统给予他处于现实之外的梦想气质，而金牛座的不安分，没错，最终让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真正的举着长茅的英特纳雄奈尔者。在片末，他的朋友回家乡了，他继续在拉美的土地上找自己的位置，人们也开始用他整天带在口头的“切（che）”来亲切地称呼他。比起他后来的宏大，电影给了我们年轻的切更多的细节，搭车而行的路上、小酒馆的探戈、报社里的诓钱、不时发作的哮喘、深夜的记日记、治疗麻风病。青涩的切与我们一样有类似的年轻脉络，但他呼着南美深处苦难的气，选择了改变，而我们年轻的身体周围鲜有焕发出切的光泽的个体。在电影结束时我看到我的青春流逝得迅猛，而切仍是那样年轻，肖像上贝雷帽的那颗星闪耀在我的心里，我知道，你大概跟我一样，还没动手去找自己的贝雷帽上的星。
